能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作一点绵薄奉献，也算是圆了我毕生的一个梦想。我1928年出生于江苏启东县，抗日战争时期，读了高中一学期，及辍学谋生。1946年到上海电料行当学徒。1949年参加黄浦区工会工作，1955年考取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记得听孙昌熙教授讲《文心雕龙》研究课，孙教授绍介中国文学批评的源远流长和成绩辉煌，不禁心驰神往。恰逢山大中文系辅导员被派到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处进修，更增加了我对复旦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憧憬。暑期回沪时，在福州路旧书店淘得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先生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和《文心雕龙》一起放在书架上，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秘藏”，并将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今后的第一志愿。不过，此时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它离现实太遥远了。不想，美丽的梦想，终于在复旦大学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工作，得到学科带头人王运熙教授的厚爱，圆满实现，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在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中勉力完成了赋予我的任务。

 

 

1959年大学毕业，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报到，后为新闻和外文系一年级同学讲授文艺理论课。1960年参加大学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该组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抽调华东地区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组成，叶以群（“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任主编，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的基本原理》在“文革”十年期间虽遭诬蔑、批判，但初版至1979年修订版一直为全国各大学采用，印数达数十万册，并屡次获国家教委、上海市的奖励。复旦人参加此书的还有王永生教授，他在组内是行政负责人，与叶子铭教授共同主持全书的编写、修订工作。1963年，我被调到文学研究室当助教。

在文学研究室，郭绍虞教授主持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他安排我们重点研究章学诚和王士禛，编辑清代诗人小传，选辑论诗诗和一些古代文论专著的校释等，后因参加“四清”工作队等政治任务而中途停滞。“文革”前后，撰写了一些论文，如《关于文学理论遗产批判继承的几个问题》（合作，章培恒执笔），和《古为今用，还是古为“帮”用？》等，都为“遵命”之作，带有时代烙印。前者针对当时某些片面强调继承，不作分析批判的观点提出商榷和批评；后者应《人民日报》文艺部之约而作。编者特加按语云：“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四人帮’散布了一系列谬论。为适应其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指示，时而抛出‘彻底扫荡论’，全盘否定文化遗产；时而高唱‘历史长河论’，全盘继承地主资产阶级文艺。最近几年，他们又大搞实用主义的借古讽今，比附影射。尽管花样翻新，形式变幻，只要稍作分析，不难看出‘四人帮’对于文化遗产的种种谬论，都是为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服务的。”此文发表当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清晨“全国新闻联播”摘要播放，后又在该台全文广播。次年，复旦大学政宣组编印《拨乱反正》创刊号亦采用登载。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学术力量，复旦有郭绍虞和朱东润两位老前辈，他们的著作早在解放前已风行海内外，兄弟院校均无如此优裕条件。20世纪60年代，适应新的需要，复旦又由刘大杰先生主编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科书，1964年出版上册；刘大杰先生逝世后，由王运熙、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中、下册，分别于1983、1985年出版。王、顾两位撰写诗、文批评部分，我与黄霖先生分别撰写戏曲、小说批评部分。至2002、2004年再版，印数以万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11月翻印出版。在三卷本基础上，又编写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我与刘明今先生合作撰写第五卷《明代文学批评史》，于1991年9月出版，获上海市1995－1997年度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励。至2001年，在原三卷本基础上，体例框架大致照旧，进行许多增删和重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卷本，改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我仍负责其中的戏曲批评部分的修改增删。

将古代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理论批评，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科书，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新体例的先河，体现出主编刘大杰、王运熙和顾易生三位教授的卓越识见和学术勇气。我们从广泛搜集史料入手，分析研究，参考了国内戏曲史、戏曲理论界学者的有关著作，比较系统地探索清理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和论争的实际状况。而后撰写出一批学术论文发表，如朱权、徐渭、王骥德、李渔的评传，明清曲论名家德曲论评析等。根据戏曲批评应该产生于戏曲文学作品之后德原理，我们将宋代以前的有关史料，诸如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关于“优孟衣冠”的记载和评述，以及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中关于《踏谣娘》的记述，常非月《咏谈容娘》诗等等，都看作是古代戏曲批评因素的萌芽。宋代戏曲获得空前发展，戏曲批评也大量涌现，或论及戏曲的艺术特征，或论戏曲唱词的音韵得失和演出的成败得失，甚至借评论演出以褒贬时政等等，散见于诗话等杂著之中，我们断定它们是戏曲批评的形成或雏形（见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

元代是我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期，戏曲批评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尤其是戏曲专著如《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德《中原音韵》、钟嗣成德《录鬼簿》和专门评论文章如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中的《黄氏诗集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杨维桢《东维子文集》中的《沈氏今乐府序》、《朱明优戏序》、《周月湖今乐府序》的出现，标志着戏曲批评文字开始广泛引起文坛瞩目，奠定了文学批评发展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此，我们在三卷本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列专节，加以评述。

明清二代戏曲批评颇多当时知名人士之作，文人学士评戏论戏蔚然成风，数百年间论家辈出，论著繁富。面对浩瀚的史料，我们努力根据当时戏曲理论批评的实际情况，排比分析，叙述评论时既遵照全书体例大体上按论家和专著设章设节，又专门对理论批评界集中关注的问题加以揭示。明嘉靖隆庆年间，著名学者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词曲部》提出，被世人奉为“元曲绝唱”的《琵琶记》《西厢记》，其实远不如施君美《拜月亭》和郑德辉德《亻刍 梅香》，理由是后者“本色”、“当行”，前者“全带脂粉”、“专弄学问”。这是相当勇敢德反习惯论调，引起了理论批评界德高度关注。王世贞、臧懋循、吕天成、王骥德、沈德符和徐复祚等对之都作出了回应；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论辨相当热烈。表面看来，论争焦点是四个元剧的评价，而实际上讨论的是戏曲作品的“本色”、“当行”问题，即戏曲创作的文风和适应舞台表演需要等理论问题，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又如明代末年的戏曲批评，三卷本《批评史》第五编第二章专列“吴江派与临川派的论争”一节，将当时的理论批评用“流派之争”来提纲挈领地包融起来，真实而鲜明地反映出理论批评的实际状况。对此，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将汤显祖称之为“临川派”，似乎名实不符。其实，汤显祖的戏曲名著“临川四梦”，在戏曲史上卓然成派是毫无疑义的。就理论批评的主张而言，在汤氏的书信如《答凌初成》、《答孙俟居》和《与宜伶罗章二》等都说得分明，所差的只没有自称“临川派”而已。故“两派之争”的说法，自有其学术价值。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六编第五章第二节，总结李渔曲论一大特点：开了曲论体系的新生面。认为李渔在明人王骥德《曲律》的基础上前进一大步，他的理论“组织周密，条理清楚，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又指出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突破了‘填词首重音律’的格局，倾全力于创作规律、戏曲特点的探索总结，研究戏曲的社会功能，论述了表演、导演、欣赏批评等”。“在体制结构方面……分词曲、演习两部，‘部’下设若干‘章’……‘章’下有若干‘目’……这样的体制结构基本上做到眉目清楚，主次分明，有整体感。……词曲部六章三十八款，演习部五章十六款。在这‘部’与‘章’，以及‘章’下设‘款’的关系上，反映了李渔对戏曲理论诸问题的分析归纳与认识……更见科学性、系统性。”《闲情偶记》一反“填词首重音律”的传统，首列“结构第一”，并特别揭示“宾白”即人物语言的重要，都有创新独到之处。我撰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戏曲小说和民歌时调部分，第十一章特设“明代戏曲批评史的悲剧意识”一节，重点介绍卓人月的悲剧短文《新西厢序》（该文反对《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主张以崔张的悲剧作结，突出宣传戏曲的悲剧效应，这在戏曲批评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明人对于悲剧的认识，以及《西厢记》评论中的悲剧意识等等。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部分，还介绍金人瑞评论《西厢记》的新视角，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观和关于历史剧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论述。后期出现了地方戏繁盛的现象，在理论批评中有李调元《雨村曲话》和《剧话》为地方戏诸如秦腔、弋阳腔、吹腔等正名；而焦循的《剧说》、《花部农谭》更是独具只眼，专门为“花部”即地方戏著书立说。清代末年梁启超关于历史剧《桃花扇》的高度评价，对当时论界有较大影响。姚华的《菉漪室曲话》、《曲海一勺》等论著，也时有新见，称戏曲为“有形有色之文章”，注意到“帝都”之“风土”给予戏曲演变的巨大影响，特别喜爱喜剧，称《东郭记》一类剧作为“滑稽文学”，其代表作乃“文学之绝谊”，明显受西方文艺思潮之影响，与尔后王国维特别重视悲剧之论遥相对峙。王国维研究戏曲时间并不长，却成绩斐然。他继承清代干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治学之法，汲取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某些文艺观，重视文献资料，其《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近十种著作，开近代戏曲史研究之一代风气，他为戏曲下定义：“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称“元剧为一代之绝作”，论悲、喜剧有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均见《宋元戏曲考》）其它如论元剧为有“境界”，论人物性格与脚色分工等等都对后来曲论有深刻影响。吴梅的《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论著，重视曲论遗产，并将戏曲作为一种学问进入大学课堂。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柳亚子、陈去病、汪笑侬等创办中国第一个戏曲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虽仅出二期就被清政府查封，却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戏曲主张，顺应了时代的趋势，符合社会需要。

 

 

以上是我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一点微薄贡献。另外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大都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

比较集中的有《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中的诗话编纂：《梁兰诗话》、《杨士奇诗话》、《梁潜诗话》（以上第一册），《朱诚泳诗话》、《顾清诗话》、《方良永诗话》（以上第二册），《朱孟震诗话》、《莫是龙诗话》（以上第五册），《冯复京诗话》、《陆云龙·丁允和诗话》（以上第七册），《赵士喆诗话》（第十册），共约三十余万字。这些所谓“诗话”并非传统意义中的诗话，都是辑自诗文集中的论诗之语，比较琐细，爬罗踢抉，颇费精力。应约参加第一、二、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三篇：《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简论汤显祖和李渔的辞赋》、《再论汤显祖和李渔的辞赋——兼谈明清之际辞赋嬗变的时空因素》。涉足辞赋研究，仍和我研究的曲论相关。1995年应巴蜀书社之约，参与由顾易生教授主持《宋词精华》主编工作。我于宋词功力不深，勉力为之，与出版社编辑部“从高品位，大众的角度出发，力求成为传世之作”的要求有距离。1998年应郑子瑜和宗廷虎教授之约，参与《中国修辞学通史·明代卷》的撰写，我写明代戏曲、小说修辞论（吉林教育出版社）。修辞与文学批评史属不同学科，但研究范围有交叉，侧重点不同而已，边干边学，也终于完成了人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词典、辞典一类书籍盛行，编辑先生的稿约也纷至沓来，盛情难却，断断续续为几个出版社写了不少通俗欣赏条目。

退休之后，一度热衷于社会力量办学，协助学习退管会创办复旦求是进修学院，任副院长，又担任复旦大学退休教师协会和上海市退休教育工作协会理事长、副理事等社会公益工作。精力分散，有点不务正业，以致国家教委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曲论体系探微》等未能按计划完成。所幸近来注意调节生活，防治疾病有成效，重新集中精力，争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再作贡献。

（袁震宇）

 

 

 

袁震宇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论文目录

 

 

1、《文学的基本原理》（参著），叶以群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1979年

2、《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参著），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82、1985年

3、《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与刘明今合著），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参著）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宋词精华》，顾易生、徐培均、袁震宇主编，巴蜀书社1995年

6、《中国修辞学通史·明代卷》（参著），郑子瑜、宗廷虎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古为今用，还是古为“帮”用？》，《人民日报》1977年7月14日

2、《胡紫山生平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3、《李渔戏曲理论》，《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

4、《朱权》，《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5、《关于文学理论遗产批判继承的几个问题》，章培恒、袁震宇等，《光明日报》1984年2月2日

6、《袁宏道评传》《徐渭评传》、《王骥德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四、续编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7、《李渔生平考证补苴》，《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8、《务头考》，《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9、《李渔生平考略》，《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10、《文心雕龙对李渔曲论的影响》，《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

11、《张岱曲论管窥》，《文史哲》1987年第3期

12、《王骥德的曲论》，《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第十七期

13、《梁启超的小说戏曲理论》，《近代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明代曲论中的悲剧意识》，《复旦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15、《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首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文史哲》1990年第5期

16、《论余治戏曲思想的非进步性》，《首届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百花洲出版社1995年

17、《论明末清初戏曲家汤显祖、李渔的赋作》，《第二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新亚学术集刊》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