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今生于1944年，四川大邑县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旋赴山西大同煤矿三中任教。后历任上海京剧团、上海昆剧团编剧，于1984年调至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究其所以调动，起因乃在于他读大学二年级时的一篇文章。当时学校鼓励学生早日写论文，他写了一篇《陆机〈文赋〉及其创作实践》，由王运熙先生指导并推荐至《复旦学报》。这是他最早涉及文学批评史的领域。其后二十年过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古典文学研究长期岑寂后再度复兴。时王运熙先生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并承担了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主编任务，适逢其会，在王运熙先生的再次推荐下，刘明今遂调入复旦，参与其事，致力于文学批评史的学习与研究。

 

 

在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撰写中，刘明今承担了明代诗文批评、金代文学批评及宋理学家的文学观等部分。史的撰写，还原其所研究对象的原生面貌无疑是最首要的任务，然所谓“史”并不是批评家的批评著作、批评观点的原生状态的发掘与罗列，这只是资料性质的“长编”而已。史家必须在尽可能地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作分析，剔除其人云亦云的部分，拈取其核心的独到的观点，以及对当时文学思想发展有影响、能代表时代风貌的论说，此即所谓价值判断。要作这样的价值判断，就必须把批评家放在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中，放在同时代的批评家的比较中，放在当时文学创作的背景下，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去分析，于是而将史实的陈述与分析议论合而为一。为此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云：“夫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擘肌分理，唯务折衷”。通观刘明今所撰《通史》中金、元、明文学批评部分，其特点正在于此。

在金元文学批评的“绪论”中，刘明今提出影响金元文学批评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对苏黄诗风、江西诗风的反思；二是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下汉民族文化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复归；其三则是与向传统儒学复归相联系、又相对待的非传统的师心、尚今、好奇怪的异端倾向。以上第一点是文学、文学批评本身的因素，第二、三点则是社会文化思潮的综合因素。在宋、金时期，南北对峙，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南北文学批评风尚的差异亦因此而形成。北方突出地向传统儒学复归，提倡诗文经世之用，于是而有赵秉文、元好问一脉的文学批评，入元以后发展为王恽、虞集、欧阳玄等的馆阁文论，影响及于元明之际的宋濂。在南方，承严羽之后主要是从诗歌艺术上对苏黄诗风、江西派诗风进行反思，倡高古的格调；同时出于对理学流弊的反拨，一种蔑视传统、师心自用的文学风潮澎湃激荡，乃形成由宋元之际刘辰翁父子以至元末杨维祯一脉的文学批评。金元时期文学批评缺少大家，也缺乏如宋代、明代那样的文学创作流派，人们也不像宋明人那样以议论相高。因此，以往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除了元好问、王若虚、方回、杨维祯诸家外，其余均很少提及。然金、元二代，实是由宋至明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可或缺。刘明今所撰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从影响金元文学批评的三个重要因素出发，将众多中小批评家及其零星的批评文字组织在一起，梳理之、条贯之，比较清晰地展示了由宋入明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

明代诗文批评的展开与金元不一样。其特点是自我标榜，壁垒分明。先是七子派批评台阁体、性气诗，次是唐宋派、公安派批评七子复古，再是竟陵派对公安派的修正等。这是明代文坛彰明较著的事实，批评史家的叙述亦莫能外于此。然透过这些热热闹闹的现象，各家各派批评的实质究竟如何？辩驳之余，有无相通之处？这便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就此刘明今在“绪论”中提出三点：一、文学批评的内省倾向。与早期儒学相比，宋明理学的根本特点便是将明道致用的外王之学转为发明本心的内省之学，明代的心学尤其如此。在这一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明初宋濂、刘基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在此后二百余年中很少得到回响，唐宋派、性灵派的批评家们却在“洗涤心源”、“发明本心”的命题下得到沟通。其二是情感论的不同表现。提倡文学表现情感非公安派一家之专利，复古派自李梦阳以下一直在倡导情感，他们的差异是对情感的理解有别。其三则是对格调说的辨析。由早期的李东阳至明末的许学夷，重要的诗论家均不能漠视格调。对格调的理解可虚可实，内涵难以明确界定，然明人学习诗歌写作，或探究品评古代的诗歌均不能脱离格调说的影响，其理解与解释各异。刘明今拈出以上三点作辨析，体现出他对明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深入思考。如前所言，史的撰写首先是发掘史实，其次是把握史实。由于文学批评现象纷纭复杂，如何把握？如何融会贯通地解释各种现象？确实不是容易的事，见仁见智，各照隅隙。然通观所撰写的金、元、明三代文学批评，已显示出刘明今在这方面的追求。其进一步的努力，则体现在其后数年所作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一书中。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可有多种模式。治文艺学者大抵以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为模式来比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以文学四要素为支点，确定文学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等；治思想史者则以儒、道、释为区分，探索其对批评理念、批评精神的影响；治文献学者则关注于批评体制，着重分析为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诗话、诗格、评点之类的批评体式，探求其方法论的意义。刘明今所作《方法论》有异于此，他立足于批评史的阐述，将批评方法看作是批评发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方法贯穿于过程中。批评家出于某种认识、以某种目的进行批评，并以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认知并分析文本，然后写成某种批评体式的文字。在这一批评过程中，批评方法始终存在着，并规范着批评的进行。因此他所著的《方法论》即分为三编：一、“批评意识与方法”，二、“批评思维与方法”，三、“批评的具体方法”。这样他对批评方法描述便必然是非常具体的，总是和某一批评家的具体的批评实践相联系；而某一批评家又必然是某一时代的具体的人物，是批评史上发展的一个点，于是方法论的逻辑的分析便与批评史的历史的分析联系了起来，有机地融为一体。

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逻辑层面分析，由于文学现象不外乎由作者、世界、作品、读者四要素组成，故批评方法亦不外乎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作者创作心理、关注文本结构、关注读者接受等四大类，或另立文学的形而上思考一类。当然，各类中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包容量不同，批评方法遂有千差万别。这样的条分缕析，乃本于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学术在本源上并无中、西之分，故参照西方批评模式来探究中国文学批评，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刘明今事实上也是作了参考的。其第一编“批评意识与方法”分四章：“文化历史意识”、“人物品鉴意识”、“审美超越意识”、“批评的自觉自主意识”。四者分别关乎社会、作者、文本与读者。另第三编“批评的具体方法”，列“知人论世”、“附辞会义”、“品藻流别”、“明体辩法”等四节。其中“知人论世”关乎社会与作者，“附辞会义”关乎读者与文本，“品藻流别”关乎作者与文本，“明体编法”似乎全关乎文本，但事实上乃立足于社会或作者。故可知其各种批评意识、批评的具体方法的设置均不是随意的，而有其内在的特定的逻辑关系，可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相映证。然另一方面，这四种批评意识、批评的具体方法又完全是中国化的，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判然有别。因为它们是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可以用批评史的发展来解释，而且也必须用批评史的发展才能把这些方法问题讲明白。为此《方法论》一书对于这四种批评意识、四种批评具体方法的阐说都是从批评史的角度，追溯其本源、发生，以及在各时期的流变演化。譬如“文化历史意识”，先列一节叙先秦的泛文化批评，此时以广义的文化为文，因评论文化而及文；次列“历史意识与批评”，由先秦而及两汉，以朝廷治政视文，于是而以政观文，以史事的变化来理解文学的发展；其后文学完全独立之后乃有以文学服务于治政教化的教化论批评，社会价值成为评判文学的主要尺度，其影响及于近现代。又譬如具体方法之“附辞会义”：释云：“所谓‘附辞’，即因其辞而求其意；‘会义’，即就其全篇统合之，以求其主题大义。”其特点是“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阐发作品的意蕴”。于是，溯其源为先秦两汉之“经典阐释”，有“断章取义”、“诗可以兴”、“以意逆志”等命题；叙其流变，则衍为由两汉及于唐宋之“物象比附”、“内外意推求”，而元明以下则发展为戏曲小说之“寓言批评”、“索隐批评”等。故全书实以批评方法为纲，对批评史上的诸多现象作了梳理。

“思维方法”被拈出来专列一编，这也体现出刘明今写作《方法论》时希望贴近文学批评史，描述中国文学批评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意图。所拈出的“体用不二”、“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四项均是学界所普遍谈及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思维特征，于古代文学批评有深远的影响。然此影响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过程。以此《方法论》对之的描绘也都是以批评史的发展为依托进行。譬如就“圆融不执”的思维方法，释云：“圆有二义：一是周遍，即不持一偏之见，能融合对立的观点，执两端而用其中；二是不执，不拘泥于一定之见，看到事物有无相生，相反相成，能以空灵无碍的态度对待一切。”前者体现为儒家思想，后者体现为庄、禅的思想。就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早期主要受儒家“用中”、“致中”学说的影响，唐以后释、道思维方式始深入及文学批评，于是而有消解性的“无迹而神”之说。故所述便分为两节，先一节谈“对待致中”，后一节谈“消解破执”。总之，在《方法论》中，文学批评的史的描述自始至终被贯彻于批评方法的阐说之中，体现出刘明今对把握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追求。 

 

 

一九九七年刘明今在完成《方法论》的撰写之后，便转而致力于戏剧批评的探索。这与他爱好昆曲，又曾在上海京剧团、上海昆剧团任十年编剧有关；然另一方面戏剧批评也属文学批评的一支，只是治文学批评史者总是侧重于诗文批评，而治戏剧学者又大都不理会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故刘明今有意打通之，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作一比较全面的探索。就其最近完成的《中国戏剧学史》而言，史与论的结合，事实的陈述与逻辑的把握相结合，仍然是他追求的目标。其特点是：

一、重视对戏剧观念的分析。批评家之批评必然建筑在对批评对象的某种认识上。以治政为文，乃有诗教之说；以才情为文，乃有钟嵘之《诗品》，戏剧批评也是如此。戏剧为综合艺术，中国早期戏剧的发生或形成乃渊源于不同的文化艺术传统。据其书分析，有优戏传统、乐舞百戏传统、曲唱传统、说话传统、仪式传统等。各传统并非戏剧，但均有丰富的戏剧因素。当各传统逐渐融汇集合而成为综合的戏剧艺术时，其各自的形态观念、审美意识等亦必然地融入戏剧中，或隐或现地成为后世戏剧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观念认识不但影响后世戏剧创作演出的发展，也制约着戏剧学的展开。本于此，他分析各家批评观点的异同时，总是追本溯源地探求其戏剧观念及批评意识。

二、重视对批评动因的分析。批评动因决定于戏剧观念，戏剧观念是根本的，然又是隐藏的，往往不为人们意识；动因则是具体的，明确的，它直接决定着批评家批评的出发点，及其批评视界、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等。如其书谈到戏剧学的开展在元代，然当时人们对戏剧这一事物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各家均没有专注于戏剧，各有不同的动因，故所谈论的内容差别很大。周德清关注的是散曲，钟嗣成关注的是下层文人写作通俗文艺的才能，夏庭芝关注的是杂剧及曲唱艺人的表演，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内容、观点与评述的标准都很不同。又如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戏剧评点，然评点大量地集中在《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三剧，内容十分丰富，其它的传奇不但评点本少，内容也十分简略。究其原因，也在于动因不同：前三种或本事人物有争议，或主题思想有争议，或体式文字有争议，或格律声调有争议；且都具有经典性，或在文辞风调上，或在结构规模上，或在神情意趣上成为后人效摹的范本，于是而评点之作，纷繁杂出，而与其它戏剧文本评点之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重视动因的分析，便于人们明白批评之所以然的缘故。

三、肯定戏剧文人化的发展取向，以之作为戏剧学发展的内驱力。元杂剧、明传奇的发展与文人参与有非常大的关系。文人参与必然导致戏剧的文人化，于是而追求文词的典雅、声律的规范、结构的完整、主题的意义等等。文人化是元杂剧、明传奇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是元、明时期戏剧学发展重要动力。以此《戏剧学史》一书充分肯定文人们对文词、声律、结构、主题等的追求。譬如明初宫廷作家的剧学虽有种种局限，但他们强调剧作主题的教化意义、重视文词之美，并还有相当自觉的研究意识，从而推动了戏剧学的发展，其书便给以较高的评价。又譬如对汤、沉之争也不强作轩轾，而是着重分析明传奇在文人化、律化的过程中，在声韵格律上遇到什么问题？在文词表达上遇到什么问题？在提高剧作思想意蕴上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分析汤、沉二人各自在这过程中做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四、在史的历时性的叙述中，重视先后的比较，着意描述其相互间的承续与发展、变化。譬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与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盛》都有关于宋杂剧的记载，其书指出：《东》的记载更要详细一些，但是其中杂剧混同于百戏，并没有得到特殊的重视；《纪》则不然，其“瓦舍众伎”的介绍相当有条理，且明显地把杂剧置于首要的地位，还初步分析了杂剧的艺术特征，因此在戏剧学史上的意义实超过《东》。又如何良俊与沉璟先后都主张“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但是何良俊纯从听唱的角度谈，他自己不写剧、不作曲，也不很懂声律，故在品赏剧本时仍非常重视文辞之美；沉璟则不然，他称赏何良俊的这句话，并用以指导创作，处理文辞与声律的矛盾，故在理论意义上二者实有很大的差别。

总之，《戏剧学史》一书在全面描述我国古代戏剧学发展的史实中，十分注意对之作理论上的、逻辑上的把握，探究其发生的契机，形成的动因，发展的轨迹，以及与其它批评著述的启承关系，由此而作出史的价值的判断。这一追求，与刘明今其它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的特点是一致的，充分体现出刘明今对此的不懈努力。

（刘明今）

 

 

1、《明代文学批评史》（诗文批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金元文学批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诗学大词典》（宋明部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5、《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6、《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辽金元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7、《中国戏剧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1、《从明人对杜甫的评价看明代的文学风尚》，《文学遗产》1987年6期

2、《对明代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再认识》，《明代文学研究》第一期

3、《元好问诗论新探》，《学术研究》1991年2期

4、《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阴山学刊》1991年2期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关注中心的演变》，载《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6、《明人的词风与词论》，《中华词学》1994年1期

7、《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3期

8、《宋代文学批评的超越意识》，《学术月刊》1998年3期

9、《关于元代诗歌格法类著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辑，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