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杨 明

 

内容提要    《文选》所载宋玉《神女赋》，脍炙人口。但自宋人沈括等提出赋中所写梦见神女者应是宋玉而非楚襄王之后，至今聚讼不已，许多学者同意沈说，也有人坚持写的是襄王梦见神女。本文仔细探讨《神女赋》原文，分析曹植、魏收、刘希夷等人的作品，为襄王梦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    宋玉 神女赋 文选

 

 

《文选》卷十九所载宋玉《高唐赋》、《神女赋》，脍炙人口，所谓襄王云雨，成为常见的典故，南北朝以来见诸吟咏者甚多。然而宋代沈括、姚宽却认为《神女赋》中写的是宋玉梦见神女，认为历代文人说襄王与神女遇，乃是赋中王、玉二字讹倒造成的误读。清代许多《文选》学者都赞成其说，但也有少数人如冯浩、赵曦明不以为然。今日学界也仍存这样两种歧见1。笔者是倾向于襄王梦神女的。窃以为只凭文本对勘，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文选》的文本流传甚为复杂，歧见双方都能从不同文本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应该寻找新的思路，即从《神女赋》本身和宋代以前言及神女事的诗文中寻求线索。故草此小文，希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首先还是介绍一下各种文本的异文。但笔者所见的文本甚少，只能据间接材料进行叙述。为省读者翻检之劳，，仍将《神女赋》中有关的文字节引在下面：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尔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 玉曰：“状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瓌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骨法多奇，应君之相。……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覩，王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絜凊兮，卒与我乎相难。……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欢情未接，将辞而去。……徊肠伤气，颠倒失据。闇然而冥，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以上引文据《四部丛刊》影宋建州本六臣注《文选》。蒙俞绍初先生见告，知韩国奎章阁本（所谓六家注本，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与此本同。又据日本国学者芳村弘道先生所校1，陈八郎刻五臣注本亦与此本同。是知在五臣、六臣、六家注本中，梦见神女者是襄王而不是宋玉，是很明白的。但奎章阁藏本及此本“王曰茂矣美矣”的“王”字下都有校语曰：“善本作玉字。”

李善注本的情况如何呢？北宋本《文选》李善注残卷（即北宋国子监本）有两处异文：一是六家本、六臣本的“王曰茂矣美矣”，北宋本作“玉曰茂矣美矣”；二是六家本、六臣本的“他人莫覩王览其状”，北宋本作“他人莫覩玉览其状”2。尤袤刻和胡克家刻李善注本也有两处异文，但与北宋本又不全同：一是六家本、六臣本的“玉曰状何如也”，尤、胡本作“王曰状何如也”；二是六家本、六臣本的“王曰茂矣美矣”，尤、胡本作“玉曰茂矣美矣”。至于“他人茣覩”下，尤、胡本仍作“王览其状”，并不如北宋本那样作“玉览其状”。显然北宋本和尤、胡刻李善注本都是读不通的，必定是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错乱。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日本国所传抄本的情况。日本有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存二十一卷。其《神女赋》中王、玉二字恰与上引六臣注本相反，作“其夜玉寝”、“明日以白王”、“玉曰茂矣美矣”、“他人莫睹，玉览其状”等等，也就是说是宋玉梦神女。又有九条家本，也是一个残本，同样是白文无注。其《神女赋》王、玉字全同于古抄无注本3。这两个抄本，似乎是《神女赋》原作宋玉梦神女的有力证据。问题是它们的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学者们对这两个抄本评价甚高，但是否就绝对可信？事情也许并不这样简单。这两个抄本的底本之祖本究竟是什么本子？在传抄过程中有没有讹变脱补的可能？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4 。

现在就让我们暂且离开文本对勘，试从别一思路探索这一难题，即仔细探究《神女赋》本文，并看看六朝唐代作者是怎样说到神女故事的。事实上，在笔者之前，已有学者这样做了。近读台湾学者李景濚先生的《宋玉〈神女赋〉“王”、“玉”辨》和吴广平先生《宋玉研究》中《千古公案的破解：梦遇高唐神女的是襄王而非宋玉》一节1，知道二位先生都引宋代以前诗歌加以分析，其结论都是梦神女者乃襄王，非宋玉。笔者在赞同其说之余，觉得还有些话可说，还有一些更有力的例证可以补充，对于二位先生言及的诗例，也还可分析得更细致周密一些。现提出来以供商讨。

首先推究《神女赋》本文。

事实上沈括提出梦神女者是宋玉而非襄王，其结论就是由分析《神女赋》本文得出的，并非由于文本校勘。他并未见过宋玉梦神女的文本。其《梦溪补笔谈》卷一云：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神女赋序》曰：“（引“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至“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今略。其引文同上举六臣本。）” 以文考之，所谓“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茣覩，王览其状。……望予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王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王览其状”；既称“王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予”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互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沈括从《神女赋》行文，找出三点理由，判定王梦乃玉梦之讹：一、若是“王曰茂矣美矣”云云，不当紧接着又另起云“王曰若此盛矣”。二、君对臣言不当用“白”字。三、“王览其状”是第三人称口气，下文“望予帷”云云，又转为第一人称，自相错乱，故应是“玉览其状”。

 沈括之说，得到明、清时代不少学者的赞同。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咏怀古迹》其二后引明人顾宸“玉梦”之说，又补充道：

 （《神女赋》）尾末所云“颠倒失据”、“惆怅垂涕”者，亦属自述者语，不似代王赋梦之词。

仇氏此语也是从分析赋中人物口气的角度出发的。

但也有学者驳斥沈括的说法。清人冯浩注李商隐《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时，

便从赋之行文驳斥了沈括不当连用两“王曰”之说。他说“经书中颇多此例”。 此

外他又从《高唐》、《神女》二赋相互衔接这一点出发，论证《神女赋》中梦神女

者正是襄王。冯浩之外，赵曦明也驳斥了“玉梦神女”的几点理由。除冯浩所举

连用两“王曰”并不为妨这一点外，又指出“‘白’以告、语为义，上下可通”1。

黄侃先生完全赞同赵曦明之说，云：“前一‘白’字，此一‘王曰’，是致误之由。若知‘白’本上下通文，等于‘诏’、‘赣’；‘王曰’更端常例，证在易书，则宜僚弄丸，两难俱解。”又云：“侃所说竟与赵曦明同，今夜览孙志祖《文选考异》，见之为之一快。壬戌七夕记。”郑重其事地记下时日，不难想见当时读书得间而暗合古人的畅悦之情。除此两点之外，黄先生又说：“‘望余帷而延视兮’，‘余’者，宋玉代襄王自余也。” 这就驳斥了沈括“又不知称‘予’者谁也”的责难2。

冯浩、赵曦明和黄侃先生《文选平点》的论述，都是以分析《神女赋》本文出发的，可谓已将沈括的三点理由驳回。关于第三点即前后人称不一致、似乎错乱的问题，这里再略为申说几句。赋中“玉曰唯唯”之后，原是以第三人称、从第三者的角度客观描绘神女之美丽，故有“骨法多奇，应君之相”及“他人莫覩，王览其状”等语。其中“私心独悦，乐之无量”正与“他人莫覩”相呼应，“私”乃单独、个人之意，指王而言，非宋玉自谓。在描写了神女销魂夺魄的美丽之后，作者似乎难以自抑，于是站到了襄王的立场上，以襄王的口气，亦即当事人的口气进一步述说与神女之间色授神与的过程，直至神女离去，襄王“惆怅垂涕，求之至曙”。这样分作两段，由旁观描述到进入高潮，先是对神女之美作静态的描绘，然后写神女的动作、神态、与襄王之间的交流。随着内容的进展，叙述角度也发生转换。这正是作家文心狡狯之处，使得作品更加生动逼真，更加诱人。这并非前后文矛盾。此类情形并不希罕。《诗经·周南·卷耳》首章“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我”，为采卷耳之思妇口气，而二、三、四章“我马虺隤”、“我姑酌彼兕觥”、“我马痡矣”云云，则转为行役在外的丈夫的口气。钱钟书先生释之云：“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1《楚辞·九歌》中也有此种人称转换的情形，以致迷离惝恍，使解者大费思量。钱钟书先生论之云：“如玉之烟，如剑之气。胥出一口，宛若多身，叙述搬演，杂用并施，其法当类后世之‘说话’、‘说书’。” 2《神女赋》也正是这样。又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一开始说“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度”云云，是第三人称口气，但赋中“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等，却又是陈皇后的第一人称口气。这些例子，应可供阅读《神女赋》时作为参考。

尤其可注意的，是《神女赋》中有这样的话：“王曰茂笑美矣”一段中，有“性和适，宜侍旁”之语。李善注云：“宜侍王旁。”吕延济注云：“宜侍君旁。”

下文又有“骨法多奇，应君之相”之语，更无异于是说只有君王才能与神女相匹配。正因为此，才“他人莫覩，王览其状”。如果说这样“宜侍君旁”、“应君之相”的神女，君王倒不曾梦见，倒是作为侍臣的宋玉梦见了，而宋玉又在梦中想着“她与我君最为相配”，而神女又褰宋玉之帱而请御，那岂不节外生枝，令人感到滑稽？

    下面再对魏晋南北朝唐代作者的有关诗文作一番观察。姚宽《西溪丛语》为了证明梦见神女的是宋玉而不是襄王，曾举出“古乐府诗”“本自巫山来，无人睹容色。惟有楚怀王，曾言梦相识”以及李商隐诗“襄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他的意思是说古人原有否定襄王梦神女之说的。那便是从有关诗文中寻找证据。我们现在也用他这个方法，但我们观察的结果却与他相反：恰是襄王而非宋玉梦见神女。

首先可举曹植《洛神赋》作为证据。《洛神赋序》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种种描写，多有脱胎于《神女赋》的痕迹。最值得注意的，是赋中开头部分的一节；

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覩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试与《神女赋》开头部分“精神恍忽，……见一妇人”、“状何如也”云云比较，便觉十分相似。曹植的身份是君王，只有他才看到了洛神，其臣（御者）乃一无所见，只能询问“其状若何，臣愿闻之”。这正与《神女赋》中襄王见到了神女，侍臣宋玉问“状何如也”相对应，也正与《神女赋》所说“他人茣睹，王览其状”相对应。就连《洛神赋》描写洛神的“骨像应图”，该也是从《神女赋》的“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而来。洛神之只为君王所见，正与神女之只与襄王相交接相类。从曹植的这一构思逆而推之，当也能让我们想到《神女赋》写的是神女与襄王遇，而不是与宋玉遇吧。

    其次，看一下南朝和唐代歌咏此事的诗歌。

    姚宽举“古乐府”“本自巫山来，无人睹容色。惟有楚怀王，曾言梦相识”为证，欲证明襄王未曾梦见神女。但从诗中也得不出宋玉曾梦见神女的结论。其实该诗乃萧纲所作，题为《行雨》，见《玉台新咏》卷十，不过第三句作“唯有楚王臣”。楚王臣当然是指宋玉，这倒似乎是有利于宋玉梦神女之说的一条材料。不过我们应该注意：萧纲此诗所涉及的是《高唐赋》而不是《神女赋》。《高唐赋》中襄王不识变化无穷的云气为何物，于是宋玉向他陈述了先王之梦，说那“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者乃是巫山神女。因此“唯有楚王臣，曾言梦相识”二句，是说千百年来，人们都不认识巫山神女（也就是不知“行雨”的真相），只有宋玉曾说过楚王在梦中认识了那位神女（亦即“行雨”）。萧纲还有一首《浮云》，亦载《玉台新咏》卷十。诗云：“可怜片云生，暂重复还轻。欲使荆王梦，应过白帝城。” 荊王，可解释为《高唐赋》中梦见神女的楚国先王（一般认为即襄王之父怀王）。《古诗纪》作“襄王”。若作襄王，倒是《神女赋》中王梦见神女的证据了。

    许多歌咏巫山神女的诗作，都混言楚王、荊王、君王，可以解释成先王（怀王），也可以解释成襄王。那样的例子我们一般都不拿来作为证据。还有，按宋玉所写，神女曾荐枕于先王（怀王），与襄王则未及于乱。但诗人吟咏不拘小节，往往将襄王、怀王合二而一，笼统地说“襄王云雨”。故若诗中没有《神女赋》的其他细节，只有“襄王云雨”、“襄王梦”之类话头，那我们就还不能据以有力地断定诗人就是因《神女赋》而言的，因为他可能误将《高唐赋》中的王说成襄王了。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般也不举为证据。我们尽量举可以明确理解为《神女赋》襄王梦遇的作品。

北朝魏收有一首《美女篇》：

楚襄游梦去，陈思朝洛归。参差结旌斾，掩靄顿骖騑。变化看台曲，骇散属川沂。仍令赋神女，俄闻要虙妃。照梁何足艳，升霞反奋飞。可言不可见，言是复言非。

将楚襄王做梦与曹植遇虙妃并提，其中单数句咏楚襄事，双数句咏曹植事，各诗句均与《高唐赋》、《神女赋》以及《洛神赋》中的描写相对应。“参差结旌斾”对应于《高唐赋》所说“王将欲往见之，……建云旆，蜺为旌”，“变化看台曲” 对应于赋中“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观其上独有云气，……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的描写。“仍令赋神女” 一句从《高唐赋》过渡到《神女赋》，是说襄王“游梦”即梦游而见神女，并令宋玉赋之。“照梁”句对应于《神女赋》中形容神女的“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可言不可见”句则照应赋末“闇然而冥，忽不知处”。魏收此诗决非泛泛然将楚王事用作典故，而是一一贴合于赋的原文，因此可以认为他所读到的《神女赋》确是襄王梦神女且命宋玉作赋，而不是宋玉“游梦”。

唐诗中咏此事者非常之多，都是说襄王梦见神女。这里只举出作为证据来说较有干系的几首。刘希夷《巫山怀古》云：

……襄王伺容色，落日生悠然。归来高堂夜，金釭焰青烟。颓想卧瑤席，梦魂何翩翩。……1

写襄王期盼神女降临、归卧入梦情景。开头两句，是说襄王与宋玉同游、听宋玉讲述神女事后，“悠然”怀想。“归来”即指游云梦归来。“落日”、“高堂夜”、“金釭”等并非凭空结撰，而是从《神女赋》“其夜王寝”、“晡夕之后精神恍忽”而来。《高唐赋》写先王入梦，乃是“怠而昼寢”，一夜一昼，彼此不同。因此刘希夷这几句诗乃是据《神女赋》写成，并未误将《高唐赋》之先王与《神女赋》之襄王混同。也就是说，刘希夷所读的《神女赋》，也明明白白是写襄王梦见神女，而不是宋玉梦见神女。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权德舆的《赠友人》：

        知向巫山逢日暮，轻袿玉佩暂淹留。晓随云雨归何处？还是襄王梦觉愁。

这是戏谑之辞，将友人比作襄王。悬想其与神女缱绻的时间也是由日暮而入夜。三、四句正与《神女赋》末“惆怅垂涕，求之至曙”相应。“轻袿玉佩”，亦出自该赋之“被袿裳”、“搖珮饰”。总之由此诗也可以认为，权氏此诗是根据《神女赋》写的，他所见的《神女赋》写的是襄王梦见神女。

又罗隐《浮云》：

        ……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曾愁杀楚襄王。

这也是就《神女赋》襄王与神女始遇而终离而言。因神女若即若离，终于决绝而去，所以令人“愁杀”；《高唐赋》中的先王，则是与神女尽枕席之欢而无所愁的。

上举若干首唐诗，都不是简单地点到襄王梦神女，而是或多或少地写到其他细节而与《神女赋》相合，因此可以援以为证据，表明作者所读到的《神女赋》，写的是襄王梦见神女，而不是宋玉梦见。

下面几首，虽明言襄王之梦，但却不能排除误合怀王、襄王的可能1。如刘禹锡《巫山神女庙》：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此首明言襄王。不过据“来就”之语，似谓神女与王已极尽缱綣，那就不是《神女赋》而是《高唐赋》中的事了，也就是说似将襄王事（《神女赋》）与先王事（《高唐赋》）混而为一了。

还有如李白之“襄王云雨今何在？江水东流猿夜声”（《江上吟》）、胡曾之“何人更有襄王梦？寂寂巫山十二重”（《咏史》）、王周之“襄王一梦杳难问，晚晴天气归云闲”（《巫山庙》）、韦庄之“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暮暮阳台下，为云为雨楚国亡”（《谒巫山庙》）、于濆之“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自垂文赋名，荒淫归楚襄”（《巫山高》）之类，或抒发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或据宋玉赋斥襄王荒淫，或笑宋玉凭虚而襄王枉被荒淫之名，都明确地说梦神女者乃襄王而非宋玉。但是，它们都未写及《神女赋》中的细节，因此都有合《神女》、《高唐》为一、混怀王梦于襄王梦的嫌疑，用它们来证明诗人所读《神女赋》是王梦而非玉梦，觉得说服力还不够。此类情况在唐诗宋词中不胜枚举。虽然说服力不够，却也让我们想到：此种混同的情况如此之多，不可能是偶然的。它表明 襄王梦神女之事实在是深入人心。至少人们并没有将《神女赋》读作宋玉梦见神女。

还有两首诗似乎写成神女与宋玉有纠葛，应该—辨。李商隐《席上作》云：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

此诗系义山为桂州从事时在府主郑亚席上所作，时郑亚出家妓侑酒，令商隐赋高唐诗。对后二句，清人冯班、钱良择、冯浩、纪昀等都解作戏謔之语，也就是说义山以宋玉自喻，云妓人亦当怜我，但她除府主外决不侍奉他人1。一本末句作“只应无奈楚襄王”，则更显轻佻。唐人为诗，正不似后人多所忌讳。若依此解，也只是义山悬拟神女当亦属意于宋玉而已，并不能得出他所见的《神女赋》是宋玉梦见神女的结论。何况这里不是作怀古诗，只是借用作典故而已。今人解释此诗，自张采田以来，都将三、四句作一气读，谓神女当怜惜宋玉一生只事襄王。若作此解，则或许义山借此表达自己委质効忠于府主之意，那么更与神女与宋玉间的男女之情无涉2。

另一首是李群玉的《赠人》：

    曾留宋玉旧衣裳，惹得巫山梦里香。云雨无情难管领，任他别嫁楚襄王。

似谓神女曾与宋玉欢爱，后又委身襄王。但这也是用为典故的嘲谑之辞，大约所赠对象为一词客，所爱恋之女子别嫁与一位有势力者。故“曾留宋玉”二句也只是诗人的生发，不能据以判定其所见《神女赋》是写宋玉梦遇神女的。下面的事实可以作为旁证：作者另有《醉后赠冯姬》云：“愿托襄王云雨梦，阳台今夜降神仙。”又有《宿巫山庙》云：“自从一别襄王梦，云雨空飞巫峡长。”都是说襄王梦见神女的。即便就此首而言，“任他别嫁楚襄王”，不也还是由襄王梦神女的故事而来么？宋玉被说成是一位美貌的才子，故唐人或以自喻，或以称人。

综上所述，从曹植开始直至宋以前的有关诗文，让我们看到：作者们所说的都是襄王梦中与神女相遇。如果《神女赋》所写的是宋玉梦见神女，那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淸人吴景旭说历来咏襄王神女事者“皆是呓语”（《历代诗话》卷十三），那能够服人之心吗？

因此，尽管有日本古抄本《神女赋》是玉梦而非王梦，笔者却仍倾向于王梦之说。很希望读到进一步讨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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