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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基地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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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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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基地的初步形成 与学术研究的扎实推进 1949年至1952年全国高校的几次院系调整，为复旦大学的大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历史机遇，被视为复旦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经过调整后的复旦大学，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建设幅度加快，大规模引进人才、完备学科体系，一跃而成为名列前茅的全国重点综合性高等院校。 借此东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的学科力量也得到空前的加强。 首先是一批专家的加入。1949年9月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合并入复旦大学，时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的郭绍虞先生随之调入复旦大学，并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还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49年9月，暨南大学的一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刘大杰先生随之来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并历任文学教研组主任、系代理主任等。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朱东润先生从沪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于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这三位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大家，与原来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子展先生、赵景深先生、王运熙先生等一起开创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辉煌时期。 1958年，由高教部批准，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立中国文学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室主任由郭绍虞先生担任。复旦大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研究的一座重镇，并在此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史上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时中宣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刘大杰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这两种高校统编教材，确立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地位，使复旦大学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中心。下面着重介绍两部著作。 一， 《中国历代文论选》 五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公开化，国内对苏联文论思想也保持谨慎态度。于是，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要求被提出来了。1958年，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1]的讲话，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对苏联文艺及理论的崇拜，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自此，全国范围内兴起过一股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虽然这股热潮中所推行的方法和宗旨有一定的问题，但它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空前关注。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专门学科在高校本科及研究生教育体系中正式确立。而这门学科在教学中的确立和实践端赖于两部重要著作的编撰和出版，那就是由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及由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1959年，周扬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民族文论传统开始得到重视。周扬重视高校教材建设，指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各自编写一套高校文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历代文论选》教材，开展竞赛[2]。周扬亲自分派任务，复旦大学由郭绍虞先生负责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刘大杰先生负责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 由于郭绍虞先生多年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方面耕耘不辍，积累丰厚，加上他调动兄弟院校的学者如夏承焘、钱仲联、马茂元等先生，很快就集众人之力编写完成《中国历代文论选》，分三卷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同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以这套三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为教材，在高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门课程，这在新中国的高校文科教学中是首创之举。也是从这一年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刘大杰先生都挂牌招生。一个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梯队的建设关系重大。六十年代初培养的批评史研究生和一批从那时就转向批评史研究的中青年教师们，先后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带头人、主力军。 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体系庞大，选材丰富。上编起周、秦，迄隋、唐，中编囊括宋、元、明，下编专及清代，共约一百多万字。全书按照时代顺序，选取历代文学批评史中重要的文论篇章，作详细的注释和解说。阐释文章的文论要点，理清文论发展的线索，论述批评家文论思想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前后联系。较有特色的是，在正文之后，还各有附录。辑录一些与正文文论思想有关文献，“或解说正文，有所阐发；或意有异同，可资印证；或论旨相同，后人引伸，有所发展；或作者在其它文章中提出的理论，可全面地理解其主张的，均附辑正文后，以供读者参考”。[3] 编选自然会有编选者的思想意图寄寓其中，多少表现出编选者的识力、态度。这部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撰也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在《例言》中说得很明白： 我国文学理论遗产极为丰富，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专书，有见于各种书籍中的单篇诗、文和笔记。这大量的资料，庞杂而又分散，过去还没有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为了继承并发扬传统，从中吸取其有用的东西，从而建立新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配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教学，选辑了有关这方面的作品若干篇，供大学中文系教学及一般文学理论干部自学之用。 “建立新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学理论建设的中心任务，这部《中国历代文论选》，也是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而满足当前文论教学的需要。 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本书的编选，特别强调理论性建设。《例言》开宗明义说： 本书所选，以理论性的作品为限，形式方面，不拘一格。入选各篇，取其能够阐明某一种文学思想和主张，在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摭拾前言，陈陈相因，无真知灼见，或评述某一作家，诠次某一作品，偏重于知识介绍，或漫谈欣赏，无关宏旨，概不选录。另有一种情况，如徐陵的《玉台新咏》、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从选集本身来看，都鲜明地表达了选者的文学主张，然而这类的序言却以絺章绘句为工，并未阐明任何理论，凡此之类，也不入选。 每篇正文大都是反映某一时期或某一流派的文学思想和主张，或者从理论上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意见。 可以看出，本书的编选标准，是以文章的理论性为标准的，入选的是真正代表时代理论高度、有所建树的文论著作。 郭绍虞先生主编这套《中国历代文论选》，不是仅把它当作批评史资料长编，而是有着明确的史的意识，是通过材料的取舍，对前人文论思想的阐释，来勾勒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面貌。从他解释编选历代文论选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的一段话中，可窥见其通过史料编选来构架批评史框架的良苦用心： 讲到选材，历代文论选是文学批评史的姊妹篇，适当相互配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不必机械地配合的一面。文论选是有关文学理论文章的选集，而文学批评史则是文学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二者之间是有同也有异的。就它同的方面讲，则这种理论都是从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可以受以前或当时创作实践的影响，也可以影响到当时或以后的创作实践。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文论选和文学批评史都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是可以配合的。就异的方面讲，理论和理论史虽同一内容，而一横一纵，所注意的问题毕竟不同，有些在文学批评史上属次要的问题，在文论选方面却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问题，这些也是经常遇到的。因此，我们选文以配合批评史为主，而不求机械地配合，使纵的线可以窥先后演变之迹，横的面可以明各个问题之实质。而附录的调剂补充也就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4] 这些看似简单材料罗列的工作，实际正反映了选家的才胆识力，因为能从浩茫的古代历史文献中识别出具有理论价值的批评材料本身就是披沙拣金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从这些批评材料中看出它们的渊源所自以及所属理论范畴，并将其归类收集，这需要选家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了然于胸，并在选辑时作全盘的考虑，方可做到条理清晰，各得其所。而这样对文论资料进行类列，可以使读者清晰地看出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发展线索，认识到批评史不再是个别文论的点的罗列，而是渊源有自、脉脉相承、环环相扣的线的汇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文论选的编辑，实在带有明确的史的意味。 郭绍虞先生特别强调，注解和阐释古代文论，不要生搬硬套时下流行用语，而应该发掘民族文论中独特的思想与用语，加以继承和发扬，他说： 我国古代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民族内容与形式，文学理论中许多用语，都是前人从创作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继承发扬的东西；同时运用现代的专门术语加以比附，很难完全确切，并且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因此，我们在注释和说明中，一方面力求把问题说得具体；另一方面，对现代词语的运用，采取审慎的态度，尽量避免生搬硬套。
1979年，《中国历代文论选》作了较大的修订增补，主要是增加了小说、戏剧、民歌等方面的理论和近代部分的文学理论，这大大补充了原书范围、结构上的不足，原先的三卷本也因此扩为四卷本。另外，为了便于教学，还精选出一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新时期之初的这两种《文论选》，在高校文科教学中广为普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与郭绍虞先生主持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同时，刘大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工作也逐步展开，并于1964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1964年，由刘大杰先生主编，王运熙先生、李庆甲先生、章培恒先生等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同仁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编，每编前有《绪论》，论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形势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概述历代文学批评的基本风貌和主要倾向，然后再以人或重要 问题、流派等为切入点，分章节展开详细叙述，这是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文学史著述的基本体例。 该书的《说明》中称： 本书编写，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说明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5]
该书的另一可贵之处还在于，著者敢于逆时代风潮而动，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些当时被认为是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也以文献解读为依据，尽量对其作出辨证的评价。例如，庄子思想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批判，该书在介绍庄子的文艺思想时，首先指出：“《庄子》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用来比喻说明人生修养的道理，从这些寓言中，可以引伸出一些关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的意见。”然后例举庖丁解牛、佝偻丈人承蜩、吕梁丈夫蹈水、梓庆削木为锯等寓言故事，又将其与“轮扁斫轮”的故事结合起来，得出庄子对于如何精通技艺的比较完整的见解： 庄子认为客观事物有它的道，所谓“有数存乎其间”，也就是一种规律。人们要驾驭客观事物，精通技艺，必须了解掌握客观事物的道，而不能依靠主观的妄想胡为，这就是“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人们掌握了这种规律，就能在技艺上达到得心应手、游刃无伤、承蜩犹掇之、蹈水如履平地的境界，也就是神话的境界。 通过这样的解释，著者加以评价说： 庄子以上关于技艺的见解，都是比较中肯和合理的，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学创作。 作者还特别注意对庄子的这些见解对于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加以说明。在说明的过程中，尽管作者还是依据当时对于庄子哲学的定论先给这些寓言故事的作用加以限定：“这些寓言故事的最终目的，是被用来证明庄子的唯心主义哲学”，但紧接着就实事求是地说：“但其中有些论点，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加以具体说明： 后来如苏轼《日喻》强调实践对于学道和掌握技艺的重要性，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说》，强调专心一致、严肃认真是创作的必要条件，都可以看出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 这样立足于文学思想本身和文学史事实上的分析，比简单地依据唯心/唯物大的原则作是非判断，更为踏实中肯。再如对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评价，过去也曾被作为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批判，而该书则分析说： 语言的声音美是文学作品形式美的一种因素，特别是韵文更为重要。沈约他们在当时音韵学发展的条件下，总结了过去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经验，发展成为系统的声律论，使以后诗赋骈文更善于运用声律，具有谐美动人的特色，是值得肯定的。 这样的评价是客观辨证的。 正是依靠这样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及大量的史实作为依据，该书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先秦至晚唐的真实的发展脉络，其中许多论述和观点，即使在今日看来，也还是平妥允当的。 总的说来，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材料丰赡，言必有据，立论精审，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出现的一部高质量著作。
第三节、 郭绍虞先生对其批评史旧著的改写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的高校人文教育，迫切需要一批用新思想、新观念撰写的文科教材，而学者们对新思想的领会和运用还需要一个过程，适应时代思潮的崭新教材的编写，也非一蹴而就的事。于是在教育部统一部署酝酿编写新教材的同时，对建国前的一些思想较为进步、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教材进行改写，以应教学之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改写的教材。如陆侃如、冯沅君二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首先改写，重新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多次改写出版。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是建国前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批评史专著。建国后郭先生也对之进行多次改写。 郭绍虞先生对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在体例、篇目上略微作了一些调整，改动并不大，1955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次修改，郭先生《后记》中解释说：
的确，当时还没有出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的成熟著作，更遑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郭先生虽然主观上追求进步，但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两卷的写作，相隔十多年，的确需要在体例结构上作些调整。 5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想，经历1956年“双百”方针短暂的活跃，1957后陡然风起云涌，“双反”运动、批评“厚古薄今”、“插红旗，拔白旗”，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学者受到批判，被拉下讲台，重新洗脑。建国后力求适应新思潮的著作依然受到批判。人性论的文艺观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得到重新肯定，整个中国学术界在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斗争。一些学者在这场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检讨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根源，努力调整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郭绍虞就是其中的一位。
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 然后又机械地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郭绍虞先生先是抛弃了原作中按照文学观念的演变为标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三阶段的分期法，重新“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八个时期，以便与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分期相吻合。 在具体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时，这部书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文论家、学派及其观点，都简单机械地归为四大类来予以论述：即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而且注意突出对立面的斗争。从列的标题“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等，就可以看出他所论的重心不在文学自身，而是文学家思想的政治属性，具体论述更是如此。如“魏晋南北朝”一章，就完全围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争来论述，“隋唐五代”一章则描写成为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成了反形式主义的代表。 这种机械地套用教条化的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做法，既违背了文学的学科特性，也不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事实，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是50年代末整个学术大环境中的一例个案。其出现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也与郭绍虞的思想追求有关。 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举国上下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热潮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去追求进步，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知识分子也会以高涨的热情和勇气去奔走社会主义的坦途。但是，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划定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里，这种难堪的出身，使得他们先天性地具有一种“恐资症”心理――在任何场合都害怕暴露自己资产阶级的血统，害怕自己被人划入一小撮“小丑”人群，不够革命，不够进步，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潜意识――或说病态的心理意识，往往促使知识分子在每次运动中表现出比革命阶级更为革命的姿态。在50年代后期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把部分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他们的心里实在是极大的挫伤，在他们自己看来已经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紧跟形势，却还是被判为不够进步，还要背着“右派”的黑锅，这怎能不刺激他们追求进步的信心呢？刺激的结果是一部分人，或许意志不够坚强，而坍塌下去，另一个结果则是鼓起更大的勇气，以更为热烈的激情，更为深刻地解剖自己，彻底反思，与昨日之我断裂，追求更高的革命。陆侃如、刘大杰、游国恩、林庚等学者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曾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并在被批判中作出“深刻”的自我批判。这不是为了应付形势，蒙混过关；而更多的确实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反省和解剖，旨在进一步检讨、清除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意识，追求前进，以赶上在他们看来是进步的时代思潮。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前的两首诗代序： 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 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 矮子观场随人语，局促徒知循往迹。 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这是1957年至1959年期间在特定思想背景下郭绍虞追求进步的心态的流露，与当时大多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决裂”的革命心情是一致的。“鼠目寸光”、“坐井窥天”、“矮子观场”、“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郭绍虞先生在进行“自我批判”时是如此地不遗余力、不留情面甚至不顾体面，真是“洗心革面”。这，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可以保身，——当时被青年学生拉下讲台，进行批判的学者不在少数；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郭绍虞的确在追求进步，敢上新时代。至于他的这个“进步”，随后不久就被证明为一个假命题而受到置疑，被抛弃，但是在当时却是被奉为一条文艺真理，从上贯彻下来的，谁能违拗得过！在当时的宣传环境和学术斗争中，谁又去怀疑被标榜为“进步性”的思想呢! 直到1959年上半年，学术界才重新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提出怀疑。刘大杰反发表了《列宁的两种文化说――谈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文学的主流及其它》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10]，继续从理论上揭示这个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所谓“规律”。1959年4月至6月中旬，北京一些专家就联系北大《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明清文学讲稿》《中国民间文学史》讨论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问题。对于这个命题，萧涤非、王汝弼等人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更多学者如何其芳、林庚、吴组缃、沈天佑、邓绍基、则对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来概括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怀疑。 郭绍虞的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写到唐五代就搁笔，写不下去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命题与中华民族传统文论之间的确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 郭绍虞对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不满意的。1961年，当《中国文学批评史》需要再版时，郭绍虞先生选择了1955年的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印行，并在《后记》中意味深长地说： 我常想，研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且，即在同一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一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11] 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潮流中，郭绍虞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和理论思考，在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追求进步。在这过程中留下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部著作，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学术败笔，但是，其中反映出一个学者响应时代步伐的曲折和艰辛，透视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 [1] 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2] 可参见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后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3]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例言》，中华书局1962。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前言》，中华书局，1962。 [5]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说明》，中华书局1964年。 [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后记》，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7] 译文发表于《学习译丛》1956年7月号。 [8] 分别载《文艺报》1956年第16、24期 [9]分别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1、2期和1958年1月号《文艺报》。 [10] 分别载1959年4月13日《文汇报》、195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1959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1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后记》，中华书局，1961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