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念然
                        　　
                        　　内容提要：本文就近年来争论激烈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作了背景和文化心理分析。文章强调指出，在为何转换问题上应当警惕新古典崇拜或“中国中心主义”论；在能否转换问题上应当加强自我理性批判；在如何转换问题上应充分考虑价值学分析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学术范式的变革和学术理念的调整应当引起古文论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提出，近年来在文论界反响很大，争论也比较激烈。从介入论争的人员看，有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也有从事美学和文学史研究的，充分反映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这种关注还突出体现在近年来几次大型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转换问题始终是研讨的重要内容。例如，1996年在陕西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主题就十分明确。1996年在广东（广州、湛江）和海南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全国学术讨论会，1997年在广西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十届年会，1999年在贵州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等都不同层面涉及到转换问题。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和2000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中，古代文论的未来走向，也仍然是重要话题。与“重写文学史”、“实践美学讨论”等热点话题相对走向沉寂相比，“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进程中地位的逐渐凸现，包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学术含义。在笔者看来，或许由于这一问题处于古与今、中与西、学科属性是历史的还是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传统实证的还是现代阐释的等诸多矛盾汇聚的焦点，才使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学科本身（或内部）的争论与探讨，而变成了学术范式、学术派别、学术理念、人文关怀中理论兴奋点等重大问题之间的碰撞。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文知识分子学术命运的关切也以隐性的焦虑状态悄然“出场”。因此，重新思考这一学术现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背景、转换的上下限、文化的入思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话题的的最终提出是由三个阶段涉及不同论争实质的讨论逐步汇合而成。

                        　　第一个阶段是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关于文艺理论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1]。讨论集中在古今关系上。讨论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继承的实质是什么？二，为什么要继承（原因）？三，继承什么（内容）？四，如何继承（方法）？在这场讨论中，文艺的民族化问题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已被初步提出。

                        　　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对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讨论集中在文艺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上。核心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新时期的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二，“中国特色”与“民族化”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三，“中国特色”的立足点问题是什么？（是立足于中国还是面向世界？是立足于今天的实际还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视古今中外的文艺实践？等等）。四，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与马列文论的关系、与外国文论的关系如何？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中西文论关系，出发点是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断裂”问题，并涉及到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问题。

                        　　以上的讨论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的提出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内部的发展规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提出受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政治因素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要求。为适应这一政治要求，古代文论研究者在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古代文论中的指导地位问题以及古文论同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实践相联系的问题。这一政治要求设定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上限，它要求古文论研究者必须在学理上去慎重思考学术原则如何同政治原则实现对接。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上。就古代文论研究而言，又主要体现为如何连接传统文化血脉并开示出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文化因素中除涉及到上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外，也涉及到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文知识谱系对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理念整体切换或移植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并进而引发的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其次，从文学理论自身的内部的发展规律看，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内在要求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下限
                        ，即古文论研究者必须在文学学术视域内就文学理论内部规律中的“批判地继承”这一辩证原则来言说现代转换问题。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提出的历史形成过程看，学术下限中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已基本达成学界共识，并内化成这一话题中的应有之义。政治上限中的“中国特色”问题是在改革开放特殊形势与条件下提出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同“民族化”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等诸多问题，基本上都生长在现实语境中，不象学术领域中某些学理易于达成共识且这种共识往往具有某种历史连续性的特点，因而争论较多。

                        　　在政治上限与学术下限之间，文化层面由于相对淡化政治意识又易于同学术实现对接，可供学术活动腾挪的空间较大，且操作相对自由、灵活，因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从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以及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入手来谈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便成为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入思路径或学术操作方式，这种入思路径或操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狡黠”的成熟，也说明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思考逐渐走向深入。从另一方面看，世纪末的“文化转型
                        ”呼声则又成为上述入思方式的正面推动力，最终引发了转换话题。
                        　　以上的讨论还表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集中涵盖了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与政治、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等多种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学术性的，从深层次看，则表征着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潜在的焦虑。在资讯高速发展、经济日渐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文知识分子在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且战且退，其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所关注的范围日渐缩小，身份上也逐渐变成M•福柯所说的“知识型专家”。这一令人尴尬的局面使那些秉承“经世致用”传统思想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倍感焦虑。从这一角度讲，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话题所涵盖的矛盾中，上述潜在的焦虑才是要求转换的真正内驱力。

                        　　
                        　　二，为何转换、能否转换与如何转换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中，涉及到为何要转换、能否转换与如何进行转换三个最基本的具有逻辑相关性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论争构成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分别涉及到原因、可能性与操作方法三个层面。从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中可以窥见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学术派别、学术范式、学术理念之间的差异和会冲。

                        　　一，关于为何要转换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契机来自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文论现状的诊断。他们认为，起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是新知识取代旧知识，西学取代传统。在他们看来，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流是在西学之分科切域的目光下进行的肢解性研究，重心是用西学的逻辑视域、知识点和分析方法对传统知识作分析、确认和判别，实质就是将传统知识“翻译”为分析质态的西学知识内涵，这种理念知识向人文学的扩张性横移，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论视野闭锁、单向演进和批评理论化的特点。今后，中国诗学或文论应该在整体上反省其知识形态并寻找出路，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归化的方式向西方认同[2]。

                        　　上述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的是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论，但对古文论研究来说却很有借鉴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它至少指出这样一个不争的、值得古文论研究者深刻反思的事实，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格局中，古代文论一直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同时这种分析将转换问题提到文化层面，起到了扩大研究视野的作用。从更深一层的学理上看，上述分析或许还借鉴了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的某些成份，把西方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影响及其在文学理论领域中的表现，用中西文化之争的传统论争方式书写进自己的理论阐述，并且以自我反省的姿态，一方面对西方的文化侵略进行解码，另一方面又主张在中西对话的基础上重塑一个中国文论“新形象”。这对于心态失衡已久、急于找到中国文化价值并不劣于西方文化依据的研究者来说，确实平添了不少理论上的自信。

                        　　正是面对上述尚未理性化的自信，笔者认为，在对为何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我们有可能陷入的一个理论误区，那就是新的古典崇拜和“中国中心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认为并非是古代文论的价值丧失殆尽，而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断裂，这个文化血脉只要能接上，就能找到古代文化之根，并重新开掘其现实价值或意义，而没有真正去思考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何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被西方文化冲得七零八落？没有真正去思考古代文论何以越来越难发挥其现实作用并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获得一席之位？就古代文论而言，这种已经丧失了其特定历史语境的理论遗产，有哪些值得转换？转向何处？是去充实西方文论的框架？还是用古代文论原有的术语、范畴、概念去重新建构一套所谓“民族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儒、道、佛传统思想制约下生长起来的古代文论，其思想内质如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艺实践相融通？基本上以文言为表述形态的古代文论又如何突破语言障碍走向当代、走向世界？在没有搞清转换的目的和上述问题之前，在“文化转型”的口号下去谈论古代文论的转换，在笔者看来，很可能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表象下潜在的变相的新古典崇拜，它的另一后果就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口号下，去重建“中国中心论”。诚然，中国文化不必处处步西方的后尘，但理性作为人类反思自我的基本手段，在西方发展并非完全成熟，而在中国发展则更不成熟，理性启蒙的任务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这就需要我们用成熟的理性去对待传统文化。而对以封建主义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与文论，更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的眼光，而不是新的古典崇拜和新的“中国中心主义”。换句话说，我们冲破了“西洋崇拜”，艰难地从“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中走出，却不应该该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中心主义”，而必须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去实现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二，关于能否转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三方面的意见。1，能够转换。赞同的主要有张少康、蔡仲翔、陈良运、蒲震元、蒋述卓、蒋寅等人。张少康主张以古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其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3]。蔡仲翔主张先绕开范畴体系建构的难题，从局部理论入手，推陈出新[4]。蒋述卓强调“用”，在“用”中求转换[5]。陈良运认为不要将传统文论过于复杂化，文论的原有范畴总能寻找到脉络和突破口（如意境以心物互动为理论和历史贯穿的主线）。他认为任何研究都有主观的成份，绝对完整的体系和全面的认识不可能建构或达到，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论，建构古代文论体系，应当看成是当代文化建设的辅助形态，古代文论应当在现代阐释中实现现代转换[6]。蒲震元从价值论的角度认为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价值取向是可取的，同时也强调要自觉加强现代阐释意识，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阐释学。蒋寅则认为不存在“失语症”问题，古代文论可以实现现代转换[7]。
                        2，不能转换。陈洪、沈立岩认为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迄今仍被广泛认可并采用，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再生、复兴，因为古文论自身的弱点（如概念术语使用的随意性、分体文论不平衡、理论创新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等）妨碍了其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8]。王志耕则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语境已经丧失，只能作为背景理论模式和研究对象存在，要用于当代文学批评，正如两种编码系统不能兼容一样，不可能在同一界面上操作，因此，不能回归古文论，只能回归文化母体[9]。3，悬置此问题。罗宗强认为，每一种文学理论同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相联系而产生，作为历史现象的文学创作思潮变化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语境。对范畴的转换问题，他同意陈洪等人的看法，但又认为，从古文论研究的目的来看，有用与不用之分，有急用与慢用之分，而过去四十年则片面地将“古为今用”理解为“急用先学”，不能对古文论研究持平常心态，而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古文论的研究目的应当多元化，它可以有助于建立当前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可有助于民族文化建设，作为文化资源来对待。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提出“话语转换”的学者的着眼点是由于在国际对话中没有自己的话语，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以便对话，这个出发点不能说不对，但理论建设的目的，应当首先想到今天的现实需要什么？当前的文学创作处于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待探讨？所以不能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片面理解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10]。

                        　　上述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意见的前提大多主要放在客体对象（即古文论）而非主观条件（即转换者）上。古文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自己并不能回答自身能否转换这一问题，也不能回答哪些能转哪些不能转的问题，更无法回答如何转的问题。能否转换，其主要条件在研究者或转换者。而在没有搞清转换者是否真正拥有足够的理性批判能力和现代阐释能力之前，就必须回答能与不能的问题，不免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预设。罗宗强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将此问题悬置起来，也许意识到了这一层。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到底有多大的限度提出过疑问。在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质疑：对古文论概念、范畴、体系的特质我们到底有多少理性的认识？我们目前的理性能力是否足以担此重任？我们的理性能力在形成过程中哪些受意识形态或其它非学术因素支配与干扰而自己尚未知晓？在进行转换的时候，我们能否真正做到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古文论历史资源？在目前长于论者拙于史、长于史者拙于论的学术境况下，如何处理古文论这一学科兼具理论属性与历史属性的矛盾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讨论能否转换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自身的理性能力作进一步的反思，并且要对自我意识超历史的普遍性和完美性幻觉作更深刻的自我批判。

                        　　三，如何转换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学术理念的差异也表现得最为明显。曹顺庆主张，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并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11]。蒲震元主张加强现代阐释意识，吸收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体阐释学”的观点，建立中国的当代阐释学，对传统文论的深层结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作出科学的现代阐释。张海明提出“走向比较诗学”的主张[12]。余虹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从对入思前提和意识空间的分析中得出了中西方文论或诗学不可通约的结论，由此认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多在同一性假设中进行，进而对能否走向中西比较诗学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13]。童庆炳主张在更为宏阔的“文化诗学”视野中实现古文论的现代转换。陈良运认为首先应当梳理古文论话语系统，在此基础上建构古文论体系以资总体参照并进行现代阐释，是可以实现现代转换的[14]。罗宗强描述了转换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方式：1，改变语境，把古文论的范畴直接纳入新的理论框架，与西方文论话语并存，即所谓“杂语共生”。2，用现代话语对古文论范畴加以阐释而后运用。3，改造原有范畴内涵加以运用。4，误读、别解，亦即“六经注我”
                        [15]。陈伯海主张变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并认为转换可以在比较、分解、综合三个基本环节中完成[16]。

                        　　以上的探讨集中在转换的手段和方法上，可以说都是极富建设性的。笔者想补充的是，在手段和方法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只“无形的手”，那就是价值观。不同时期、民族、思维、信仰的主体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或需要对客体对象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判断何为有价值？何为无价值？何为新何为旧？何为创造何为因袭？转换出什么？本土化化为何样？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理学是从儒、道、佛中融合转化而出，但正如程颢所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这表明理学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并非儒、道、佛三家自动融合而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情境高于使然作用，亦即中国文化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入思的基本前提，因而，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特点表明价值观的分析和研究在一个以实用理性为文化主导倾向的文化传统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而言，这一问题自身处于多种矛盾的聚焦点，外部环境上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现代化转型的挑战，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会汇集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转换操作之前，要作出充分的深刻的价值学分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诸如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语言的乃至宗教信仰的等等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尽可能做到条分缕析、体用有别、主次分明，然后才能使转换的手段或方法真正起到作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古代文论本身作出价值学分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价值分析应当成为如何转换的发生学依据，并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三，学术范式与学术理念
                        　　
                        　　任何真正的文化创造或文化转转换都要经历一个炼狱般的或阵痛般的艰难过程，而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说创造就能创造，说转换就能转换的。在整个二十世纪，王国维、鲁迅等一大批智者学人的文化心路历程足以说明这一点。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言，也同样如此。在笔者看来，进行古文论的现代转换，除了上述的要警惕新古典崇拜（或“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洋崇拜、加强自我意识的理性批判、重视价值学的分析外，还要在学术范式上有所变革，在学术理念上有所调整，并减少学术派别之间的对立。

                        　　在二十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史上，有两种基本的学术研究范式。一是以传统朴学为基础的历史实证研究范式。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理论阐释研究范式。一般的古文论研究者都运用这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内部的应变能力来处理或解决古与今、中与西、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等各种矛盾或问题。经过近百年的打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其各自内部形成了某些共同的标准和公认的规范，并逐步形成为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其特点是不再在理论的创新性上下功夫，而是扩大规范的范围和精确性，其研究的重心主要是判定重大的文学理论事实，将理论同历史事实相配，或者用文论现象证明理论。因此，从本质上看，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在从事高度积累性的工作。这两种范式带来的成果是巨大的，但二者间的对立也表现得极为明显，这可以从当代古文论研究队伍中长于论者拙于史、长于史者拙于论的现象中窥见一斑。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如何统一起来，是困扰了几代学人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与两种研究范式的过早定型与互相隔膜不无关系。

                        　　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历史实证研究如果走向极端，往往追求文论历史事实的绝对客观性，并将古代文论的学科属性泛化为纯粹历史性的，结果研究衍化成繁重的注释、笺注、校对、考辨工作，导致这一学科的理论属性被忽视或理论活力的丧失。理论阐释研究如果走向极端，就会任意篡动文论史实，将历史事实变成个人主观阐释或理论证明的工具。实际上，历史实证研究范式所追求的绝对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任何诠释者都是通过“文本”（或文献）进入历史的，都是在同文本的“诠释学相遇”中去理解历史并走出历史的，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只是个人的“真理意志”（或求真意志）在起作用。同样，个人性的主观阐释将主体直接介入历史并要求历史事实去符合主观阐释的需要，则导致了对历史事实的抵制，并可能最终丧失历史真性。

                        　　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指导文学理论研究是正确的，但同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能接纳与融合各种挑战的智慧体系和富于想象力的构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上述两种范式的对立及其造成的窘境，也许可以设想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新的学术研究范式。譬如，可以设想建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以意义为本体的、以交往对话理性为基础、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新的研究范式。从实质上看，历史实证研究范式是在寻求客观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意义，而理论阐释研究范式则在寻求历史事实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性意义，这两种范式所追求的其实在意义世界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意义所指向的世界是包含了主客体统一的整体世界，这一世界对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文本等多种关系是开放性的，并且，意义诠释总是在历史的动态过程中完成的，因而它又秉具有辩证法的精神并能通过历史维度的检验。从意义整体世界的形成看，它又总是由无数意义的细流汇合而成，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真理形成过程的总体看法的。发展交往对话理性是要消除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对立以及各种矛盾间的对立。对话可以是古与今之间的，也可以是今与今之间的。交往可以是中与西的，也可以是主体间的。交往对话还可以向更多的视域开放。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人文科学的具体问题（如意识形态问题等）进行指导，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文论中的语言问题，或许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无裨益。

                        　　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中的脆弱之处是真诚的表现，也是理性自我反思的开始。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传统中存在着易犯错误的东西，这自然不必发展成为一种信念，但它可以促成一种有价值的讨论的形成，并通过这种讨论逐步改变和完善我们的心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由于汉语本身的弹性以及传统概念的模糊性、岐义性或非确指性，使得传统文化的概念具备了一种以延伸其指谓范围的方式来附会和吸纳异质事物的客观可能性和条件，这是传统文化的优点，但如果在认知方式上过分迷恋这一优点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以强制同化的文化理念来认知异质事物的认知定势。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成功吸纳和同化了佛教文化，但近现代以来，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强制同化模式在面对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却导致了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并最终在同化时遭到失败，这表明强制同化的认知模式是片面的。按照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同化和顺应是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两种互相联系的机能，同化使机体的行为图式从外部环境中吸收东西，把外部环境中新的因素纳入发展着的机体中；顺应则改变机体的行为图式以适应外部环境，同化与顺应之间的运演结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平衡的最高形式。这种认知心理学理论要求我们在认知观念上要改变传统的因袭已久的强制同化认知模式，加强顺应心理机制的训练，并将上述两种机能合理地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的认知观念得到锻造并适应今天复杂的外部文化环境。在今天，当西方正在理性地批判和反思自身文化困境的时候，中国却有一种文化上的片面的盲目的乐观，那就是以西方现代文明的逐步衰落和人文理性精神的不断丧失来反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势，并据此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东方的世纪”，这种片面的盲目的乐观极有可能导致强制同化认知模式的再度复苏，并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国粹思潮，在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上这是要加以警惕的。在古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也要防止上述认知模式和盲目乐观的渗入和泛滥。换言之，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上，我们应当从认知心理模式的角度来调整自己的学术理念，协调和发展好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以应对当今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潮流，使中国传统文论在跨文化理解与交流中具备更强的生存力和适应力。

                        　　
                        　　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J•R•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谈论一种文化的现代转换并不是要否认这种文化过去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甚至不否认在这种文化的传统中能发现某些永恒的价值，它只具有这样一种含义，即虽然这种文化的过去成就辉煌无比，但新的一代人发现这些成就并不能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且作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传统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对传统价值的赞美已日益失去说服力。”[17]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困境。如果我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对当今的认同又缺乏情感的强度，在学术范式和学术理念上也不加以变革和调整的话，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恐怕只能变成一句空话。因此，在谈论转换之前，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反思尤为重要。这正如培根所言---以确信开始，必以怀疑告终；以怀疑开始，并耐心加以验证，必以确信告终。

                        　　
                        　　
                        　　（附注：本文参考了罗宗强先生《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特此致谢）
                        　　
                        　　
                        　　
                        　　注释：
                        　　 [1]:
                        关于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的讨论，1957年《文艺报》开过两期专题讨论，宗白华、唐弢、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发表过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开过讨论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等学者也发表文章，提出建议。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也为此组织了专门讨论。

                        　　[2]：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和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一文（《文学评论》，1999年第4
                        期）。
                        　　[3]：参见张少康《走历史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4]：参见蔡仲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一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5 期。
                        　　[5]：参见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一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6]、[14]：参见陈良运《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一文，《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7]：参见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一文，《粤海风》，1998年第9期。
                        　　[8]：参见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一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9]：参见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一文，《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0]、[15]：参见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1]：参见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12]：参见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余虹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6—66页。
                        　　
                        [16]：参见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文，《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17]：（美）J•R•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该文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