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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之一：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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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05-20 浏览次数: 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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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教授
主讲教师情况⑴
杨明先生祖籍山西太谷，1942年11月出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时随家人移居上海。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运熙教授。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先生在治学方面主要侧重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文学批评史方面，他重视对传统文论术语、概念的诠释和辨析，注意发掘新材料，阐发新意义，注意将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学术史等相关学科互相联系。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之中，这三者又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本文拟结合杨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其治学经验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 杨明先生的许多论文都与古代文论术语和概念的诠释相关，力求通过认真的辨析来考索其确切的含义。其实，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建立之初，有学者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1]杨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对于这一点是相当自觉的。他认为尽可能正确地理解古人的原意，是进入研究的首要条件，那就必须弄清楚许多概念、语句的含意。 在这方面，他有不少论文对旧说加以商榷或补正。例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书论宜理”之语，一般认为“书”指文牍、书信。杨先生则指出如此解释与“宜理”二字难以切合，并通过大量书证，从当时人的用语习惯和学术风气来证明 “书论”一词不宜分开解释，曹氏此言专指论说性的文字，并且是包举单篇论文和成部子书而言的。[2]又如曹丕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以“气”来论文，这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并曾举出过不少先秦至汉用“气”来泛论人性的例证来说明其思想渊源。杨先生则进一步从文献资料中爬梳出不少用“气”来评论具体人事的例证，认为“在曹丕的时代，人们用‘气’来评述人物，还用‘气’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丕又进而用‘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评述作家”。这样就补充了整个论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前人的论断更趋完备。对于曹丕提出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学术界的理解也颇有分歧。有的学者将清浊理解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对立的风格。杨先生从汉魏六朝人有关人之气质才性的议论中找到不少有力的例证，说明“凡言人所禀之气、言人性，则以清为美，以浊为恶，乃是汉魏六朝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看法。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当也是就作者的禀受而言。禀清气者才性清明，为文便爽朗动人；禀浊气者才性暗昧，为文亦暗劣低下。作者之气有清浊，则所作文章之气亦有清浊”，“当时人说到体气清浊，一般都认为是自然禀受，非关人力。清浊之气既禀于自然，那么所作文章的美恶也主要取决于天才，所以说‘不可力强而致’”。[3]以上这些结论当有助于对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解。 对于学术界一些沿袭已久的认识，即便是知名学者提出的论断，杨先生也不随声附和，而是从原始资料出发，重新加以研究和印证，努力求得真知。例如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现代学者每每将“诗缘情”一词拈出，来和传统的“诗言志”说进行比较。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就曾举出很多例证，提出“言志”说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而“缘情”说侧重抒发个体情感，两者是互相对立的概念。[4]而杨先生则认真分析了汉魏以来的用语习惯，得出结论认为，“情”、“志”在当时经常是混用的，都是指人内心的思想感情， “因此‘诗缘情’一语，不过是说情志动于中而发为诗之意，并不具有与“诗言志”相对立的意义”。又进而指出陆机此言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强调了“綺靡”即诗的美感特征，“这样不提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强调其审美特征，当然是文学独立性加强的反映”。[5]重新考量了陆机此语在诗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陆机在《文赋》中曾用“收视反听”来描摹创作活动伊始时的情态，注家于此一般都不作解释。杨先生则搜集到不少书证，说明“收视反听”意同于“内视反听”，“其语乃汉魏以来之常语，既用于治国，亦用于养身治心；既有凝神寂虑、摒除见闻之意，亦有自我省察、视听于无形无声之境之意。陆机云收视反听，乃以其语移用于艺术构思，兼有集中精神、不视听于外及视听于内、展开想象之意”。[6] 钟嵘《诗品·下品序》有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其中“体贰”一词颇为费解，中日学者曾加以讨论，但尚未获得圆满的结论。杨先生在译注该书时曾提出六朝人好用歇后语，当时有“体二希圣”之语，所以钟嵘言体二（贰），即带有希圣之意。[7]但对此结论总觉得不尽惬心，后来又进一步查检文献，否定了旧说，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体二”一语产生于道家、玄学风气盛行之际，经常是和“得一”一词相对而言的，其思想渊源始于《老子》。后世用来称说人物时，“得一”为圣，“体二”为贤。钟嵘所言“体二”当亦取其次于一、略低于一的意思。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搜集了近十条例证，一一作了详尽的分析说明，使得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圆满的解答。[8] 有一些疑难问题，学界多有讨论，往往众说纷纭。杨先生能独立思考，分析明白。下面举两个例子。 南朝人论文每言文、笔。其含义在宋代已渐湮没。自阮元以来，李详、黄侃、郭绍虞、逯钦立等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黄侃先生说：“要之文笔之辨，缴绕纠缠。”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是：文笔之分有前期、后期之别。前期从文章体制分，以押脚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后期如萧绎，则打破有韵无韵的区别，从作品的性质（情感、藻彩、声律）方面加以区分。只有王利器先生，认为文笔区别就是以有韵与否为断。杨明先生仔细研读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的有关言论和南朝人的语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南朝人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之分，并无前后期之别；萧绎言及文笔，确体现了当时人对于文章审美特征的观念，因而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他并不曾打破人们的习惯，并未提出文笔的新定义。杨先生的观点颇觉简捷明快而通达。 又如南朝齐梁时期诗歌声律理论中有所谓“八病”之说，但相关的具体解说最早只见于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撰《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之中，在唐以前却未见任何记载。其中的蜂腰、鹤膝、旁纽、正纽四病，宋代以降便众说纷纭，令人疑惑。郭绍虞先生认为《文镜秘府论》中对蜂腰、鹤膝的说明不足为据，应该按照宋人蔡居厚《蔡宽夫诗话》的解释才更符合原意。[9]而杨先生却不以为然，他在《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一文中首先认真考订了《文镜秘府论》中所引“沈氏曰”的情况，判定“沈氏”就是永明声律说的代表人物沈约，这就证明《秘府论》中的解说是符合齐梁时代的真实情况的。随后又对《蔡宽夫诗话》中的论说进行分析，指出“他所谓蜂腰鹤膝并非指声病，而是指一种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诗体”，因此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杨先生对于旁纽、正纽的考察，也一再强调“将齐梁人和隋朝初唐人对旁纽正纽的解释分别理清楚，便不难判断后世种种说法的正确或错误了”，最终就是通过对《文镜秘府论》、《诗苑类格》、《诗人玉屑》等所载资料的辨析得出了结论。[10]此后，杨先生又发表了《〈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一文，进一步研究了初唐时期声律、病犯等问题的发展变化，提供资料，使人们对四声二元化的问题能有较为具体的了解。[11]杨先生在这些论文中提出的一些见解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例如刘跃进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就称郭、杨两位先生之作都是“近年发表的力作，尽管只是一家之言，却有重要参考价值”。[12] 从研究态度来说，杨先生深受他的导师王运熙先生的影响，强调古代文论的研究者应该本着“释古”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古人的思想，尽可能地还古人思想以原貌，而不要用后人的标准或理论去牵强附会。这从以上的介绍中自亦不难窥见。 二 杨先生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注意发掘新资料，以阐发新意义，做了不少“采铜于山”的工作。这里所谓的“新资料”，并不是指什么珍本秘籍。它大致包括两类。第一类“新资料”是指那些久已散佚的资料。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一书，向来为学者所重视，但其书久佚，若要加以研究，必须对现存佚文重新加以辑录。这项工作自明清以来，就不断有学者着手进行，张溥、许印芳、严可均、张鹏一等辑佚专家均有辑本流传于世，但从他们的辑录范围来看，主要还是局限于唐宋间的几部重要类书。而杨先生又从《文选》李善注、《金楼子》、《古文苑》章樵注等书中辑出一些新的佚文[13]。这项工作深得挚虞研究专家、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的赞誉，认为新辑的佚文对于研究者而言“至为可喜”，所下论断是“勾深探赜之论，乃近年文论研究难得一见之征实作风”。[14] 第二类“新资料”其实是一些常见的文献资料，只是较少为其他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关注、甚至从未被视为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钱锺书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名言：“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同时，一个老实人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心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5]杨先生对此语十分赞同，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身体力行。他能够做到“读书得间”，能从旁人习焉不察的文献中抉剔出富有文学批评意味的材料。例如《文选》一书在唐代先后出现过李善注和五臣注，其注文也涉及到一些与文学批评相关的内容，但以往的文学批评著作对此鲜有论及。杨先生认为“《文选》的李善注，以‘释事’即指明语源、典故为主，但亦间有笺释文意之处，其中包含着一些与文学批评有关的内容。五臣注则多疏解文意之语。其谬误实多，向来认为其价值远在李善注之下。但若自文学批评角度视之，其中也有值得探讨的资料在”。[16]他通过对诸多实例的分析和归纳，总结出李善等注释中的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颇有意味的内容，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又如晚唐五代出现过大量的诗格作品，其内容主要是有关作诗的规则范式，目的是为了满足初学或应举之需，因而以往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罗根泽先生对此有过介绍，重在钩稽材料而较少论说。[17]杨先生在其基础上对王叡《炙毂子诗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等近十种晚唐五代诗格作了认真的研究，用充分的证据说明了它们与中晚唐时期律诗发展的关系。[18]例如其中对齐己《风骚旨格》的探讨，就分别从“比附传统诗教”、“论句法”和“论结尾”三个方面介绍其主要内容，随后又分析了齐己本人的创作情况和书中所举诗例，认为从中“可见出齐己对中晚唐律诗的重视，对贾岛的赞赏。再联系他诗中言及诗人和诗歌创作之处，更可窥知他对贾岛、姚合等人清隽风格和刻意冥搜、苦心锤炼的推崇”。 即使是那些研究者耳熟能详、案头常备的文献典籍，杨先生也会另辟蹊径地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研究。例如宋人计有功编纂的《唐诗纪事》一书，收录了大量诗人生平资料、诗歌作品及相关本事、评论，是研究唐代诗歌必备的参考文献。但却很少有学者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杨先生则深入探究了计氏在书中对所引录资料的说明和评论，认为“《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疏释、评论确是很少。不过若加以稽考，一则有助于了解计有功的思想，二则有助于对这部资料书的利用。如《徐凝》一节中那一大段议论，曾被《全唐文》编者当作皮日休之文，冠以《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之题，编入卷七九七，便是误读原文所致。现经初步考核，可知《唐诗纪事》的体例，虽绝大部分内容为转录唐宋典籍中的资料，但也间有计有功的评论，那么，《全唐文》编者之误，也就越发显然了”。[19]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对计有功本人以及《唐诗纪事》体例的了解，还有了意外的收获，对前人的疏漏作了补正。 三 杨先生还注意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文学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互相结合。这方面也是受了他的导师王运熙先生的影响。 在《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这篇论文中，杨先生结合了魏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倾向，证明了当时人们在情感方面普遍重视慷慨激荡的表现，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新气象。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重视情感因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20]由于涉及的范围并不限于文学理论，所以其中有不少论断对于文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也颇有启发。比如文中提到：“老庄关于‘忘情’的说法对魏晋人也还是有影响的。因为怨苦愁烦之情，在人则或可供欣赏，在己则实所难堪，所以当自己陷于愁苦不能自拔时，便想要‘推至理以遣累’（《庄子·至乐》郭象注）。这样挣扎于有情与忘情之间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推此而言，那些超然物外的玄谈，那些恬和平淡的玄言诗，至少有一部分，不妨视为作者在有情、忘情之间挣扎的轨躅。寡情鲜爱的玄言诗表面上似与时人爱好激情表现的态度相违异，实际上倒是相反相成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讨玄言诗的价值，就很有新意。 又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宋齐文坛上出现的“讹势”现象相当不满，有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从其文中的说明来看，“讹势”主要是指一种故意违反常规，在遣词造句时刻意追求新奇的作风。前人如孙德谦《六朝丽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都曾经举出过若干例证来说明，但数量较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不深。杨先生则从当时的代表作家鲍照、江淹等人的作品中找出大量“或随意紧缩、歇后，或用生僻字，或任意以同义、近义字替代原字，或任意借代、生造词语，或取生硬的搭配方式”的例句，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这样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就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讹势”是怎么一回事，有助于对刘勰文学思想作具体的了解，使读者联想到刘勰之提倡明朗、端直、刚健的文风，当与意欲纠正那种曾经盛行于刘宋时期的不良文风有关。[21] 再如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由于在撰著的过程中原本就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加之今本已经残缺不全，因此其中的品评时常会让研究者感到比拟不伦，难以索解。杨先生则从中晚唐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实际状况着手，对书中的内容逐一加以疏解和印证。他认为：“《诗人主客图》虽品评不尽恰当，但其分别流派，亦自有其意图在，并非全无线索可寻。其书可让我们窥见晚唐诗坛的某些情况，如风格清雅的五律备受欢迎，被大量创作，而美刺教化的论调亦颇为流行；又可提醒我们对某些诗人了解得更全面，如张祜的讽喻之作、张籍的五言律诗、杜牧的古体诗，后人或不太注意，而当时则很受重视。”[22]这样的结论不但推进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于加深文学史的研究也很有裨益。 杨先生在探讨古代文论中“意象”内涵的演变时，也很好地体现了与相关学科互相联系的治学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窥意象而运斤”之语，是“意象”一词见诸古代文论的最早例子，而此语又源出于《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云云。杨先生的《〈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意象”“象”辨析》便从学术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周易》中卦象、爻象的考察，又结合古人使用“象”这一术语的实例，认为“‘象’未必等于今日所谓形象，而是泛指事物、事情、事理等。至于‘意象’，至少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是‘意’，并非意中之形象。”[23]他另有《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一文，则更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论文从称说人物、指说自然环境和山川风景、论绘画、论书法和诗文评论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了自汉迄明使用“意象”一词的具体情况，认为：“诗文评论中使用‘意象’一语，与用‘意象’指说人物、山川、环境、书画一样，是从宋代开始多起来的，其涵义也与指说人物等相通。……其基本的意义，是用以指说作品之‘意’和‘象’的统一体。常常是指说这个统一体呈现的风貌、意味。其涵义又常常偏重于‘意’一边，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可说‘意象’就是‘意’，此‘意’形之于外，故曰‘意象’。……‘意象’中的‘意’，可以是比较质实的意蕴，也常常是比较虚活、难以言传的意趣、情味。‘意象’中的‘象’，不能理解为等于今日所谓‘形象’。‘象’指的是作品写出来的东西，包括所写内容、表达内容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等。‘象’也包括形象描绘，在诗歌等文学性强的作品中，当然更常常指‘形象’，但毕竟不等同于形象。”[24]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囿于文学理论的范围，而是广泛联系了其他方面的众多资料，故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容易让人信服 在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所谓“言外之意”，是研究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人经常说到的题目。《文心雕龙·隐秀》的“隐”，钟嵘《诗品序》所说“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都是说言外之意。而意境说所强调的“余味”，也可以说是一种言外之意。于是有的学者将它们联成一个系列，认为刘勰之“隐”、钟嵘之“兴”，都可视为意境说的“余味”的先声。杨先生却不以为然。他在《意境说之萌芽》、《关于意境的两点浅见》、《刘勰论“隐秀”和钟嵘释“兴”》、《钟嵘〈诗品〉注释商榷》等论文中，反复强调所谓言外之意有种种不同；刘勰之“隐”、钟嵘之“兴”，还都是指有意的寄托、象征等，与意境说所要求的那种因写境真切而自然形成的难以言传的余味，并不是一回事。他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与他把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鉴赏相结合，是分不开的。王运熙先生非常重视将文论研究与具体作品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杨先生是努力按照导师的教导去做的。 杨明先生在自述其治学体会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甘苦之言：“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前人早已耕耘收获过的土地，那更是必须花费许多劳力才能拾得若干遗穗。但如果谁也不去拾遗补阙，那学术的这一部分就很难再增加积累，有所进步。从学术研究总的布局来看，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在于扎扎实实的积累。关键是要有新的见解、新的贡献。……我想古典文学研究本也没有什么秘诀，问题是肯不肯潜下心来读书、思考。‘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古人和前辈的经验之谈，是值得我们记取的。”[25]这是他在总结经验后得出的切身感受，其中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一如既往地体现着他平实严谨的治学风格，他也正是地沿着这条道路在学术研究上向前迈进的。 杨明著述要目 一、古籍整理及专着 1．龙洲集（校点、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 2．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合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 3．南朝诗魂 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6月 4．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合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5．文赋、诗品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6． 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 7.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8．汉唐文学辨思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月 二、单篇文章 (辞典类及一般的作品赏析、作家介绍未列入) 1．<哥舒歌>“至今窥牧马”试解 载《文史哲》1981年第2期 2．读杜甫<前出塞>札记 载《草堂》1982年第2期 3 ．盛唐边境战争与边塞诗歌 载《研究生毕业论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 4．1982年李白研究综述（王运熙、杨明） 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别》1983年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5．安旗〈李白纵横探〉评介 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别》1983年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6. 李白（王运熙、杨明） 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 7．介绍几首有关河湟的诗歌 载《唐诗探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 8．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 载《复旦学报》1985年1期 9．1983年李白研究综述（王运熙、杨明） 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别》1984年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 10．郁贤皓〈李白丛考〉评介 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别》1984年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 11．谈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王运熙、杨明） 载《中国古典文学 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 12．《典论·论文》“书论宜理”解 载《文学评论》1985年4期 13．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载《天府新论》1985年5期 14．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载《中州学刊》1985年6期 15．《李白》（王运熙、杨明） 载《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 16．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 载《文史》28辑，中华书局1987年3月 17．张继诗中寒山寺辨 载《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合辑 18．曹丕文气说考 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 19．宫体诗评价问题 载《复旦学报》1988年5期 20．读李小识 载《李白学刊》第1辑1989年3月 21．李白 载《十大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22．感时叹逝，推理散忧-－读王羲之<兰亭诗> 载《文史知识》1989年5期 23．张继 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 24．《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 载《中华文学史料》第一辑1990年6月 25．论萧纲的文学思想 （王运熙、杨明） 载《文学评论》1991年2期 26．读李琐记 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 27．《文选注》的文学批评 载《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28.李白<乌栖曲>、<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注释拾遗 载《中国李白研究》1991 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9.浅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 载《文学遗产》1993年5期 30.中晚唐律诗发展的反映-－晚唐五代诗格的一个方面 载日本神户大学《未名》12号，1994年3月 31.六朝文论札记三则－对某些词语、句子的理解 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出版社1994.11. 32.意境说之萌芽－六朝人论“自然会妙”、“文外”意趣和情景关系 载《中西学术》第一辑，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5年6月 33．《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 载《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34．“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解 载《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 35.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研习古典文学的几点体会 载《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5期 36．满纸都是有血有肉的真知灼见——学习裴斐先生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的几点体会 载《裴斐先生纪念集》，1998年12月 37．刘勰论“隐秀”和钟嵘释“兴” 载《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集，学苑出版 社2000年2月 38．《文心雕龙·乐府篇》的几个问题 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39. 钟嵘《诗品》注释商榷 载《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 40．“山川如剡县”——从李白忆剡中谈起 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41．读《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本朝文粹·省试诗论> 载《天府新论》2001年第4期 42．《文选》臆札 载第四届文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6月 43．说“体二” 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四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44．旷荡而纵适——从《大鹏赋》看李白的理想与性格 载《文史知识》2001年10期 45．刘勰为什么提倡风骨 载《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46．论李白《大鹏赋》的主旨——兼谈大鹏意象的演变 载《中国李白研究》2001—2002年集，黄山书社2002年12月 47．述蒋学坚先生《怀亭诗话》 载《古籍研究》2003年报期 48．20世纪中国大陆的乐府研究 载日本国神户大学文学部编《未名》21号，2003年3月 49．陆机赋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载《辞赋研究论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1月 50．《文心雕龙·风骨》三议 载《廿一世纪汉魏六朝文学新视角——康达维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文津出版社2003年7月 51．读《文选集注》札记二则 载《文选与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 52．关于意境的两点浅见 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 53．《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意象”、“象”辨析 载《学术月刊》2004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辑 54．魏晋南北朝唐代文论札记 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3辑，2004年12月 [1]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51页。 [2] 《〈典论·论文〉“书论宜理”解》，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3] 《曹丕文气说考》，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复旦大学1987年。 [4] 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93—233。 [5]《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载《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另可参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105页。 [6] 《〈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7] 《〈文赋〉〈诗品〉译注》，第87—88页。 [8] 《钟嵘〈诗品〉注释商榷》，载《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说“体二”》，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四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9] 参见郭绍虞《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蜂腰鹤膝解》诸文，均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10] 《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载《文史》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1987年。 [11] 《〈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载《中华文学史料》第一辑，百家出版社1990年。另可参见《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63—93页。 [12] 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13]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117—131页。 [14] 邓国光《挚虞研究》，第183、175页。 [15] 钱锺书《读〈拉奥孔〉》，载《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页。 [16] 《〈文选注〉的文学批评》，载《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1991年。另可参见《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156—169页。 [17] 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8] 《中晚唐律诗发展的反映——晚唐五代诗格的一个方面》，载日本神户大学《未名》12号，1994年。另可参见《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741—788页。 [19] 《〈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载《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20]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21] 《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9—115页。另可参见《〈文心雕龙·风骨〉三议》，载苏瑞隆、龚航主编《廿一世纪汉魏六朝文学新视角——康达维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文津出版社2003年。 [22] 《浅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另可参见《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723—734页。 [23]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意象”“象”辨析》，载《学术月刊》2004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辑”。 [24] 《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复旦大学2004年举办“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待刊。 [25] 《养其根而俟其实 加其膏而希其光——研习古典文学的几点体会》，载《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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