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近代诗坛上崇尚宋诗的空气相对活跃。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程恩泽。程恩泽（一七八五——一八三七），字云芬，号春海，官至于户部侍郎。他认为诗自性情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金石题咏汇编序》），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开了“远俗”、“清介”的风气（伍崇曜《程侍郎遗集跋》）。当时在诗坛上与他相呼应的是祁    藻。祁[穴隽]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字叔颖，又字淳甫，后避讳改实甫，号春圃。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同治初，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他也主张“通训诂，明义理”（秦湘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为杜，为韩，为苏，为黄”（陈衍《近代诗钞序》），其作品被陈衍《近代诗钞》赞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典范而冠以卷首。程、祁两人身居高位，烜赫於世，此唱彼和，兴风作浪，宋诗运动乃得以有力的开展。继程、祁之后，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言宋诗。今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出。

        何绍基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论诗的精义和核心，在於标举了“不俗”这一概念。其《使黔诗钞序》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为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沾滞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俗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恉。

另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汪菊士论诗》中解释“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时，一再声称：“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带水之谓也。”“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也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乎！”很清楚，他的“不俗”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俗”的对立面“雅”，而是指有完美而鲜明的个性：做人即要“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有义则赴”，追求个性，诗文也要“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旁前人，不将就俗目”（《与汪菊士论诗》），表现个性。因此，何绍基的“不俗”说，与他朋友龚自珍的“尊情”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或显或隐地反映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两者稍有差异的是：一侧重在正面强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和个性，一则倾向于从反面告诫诗人不要取消个性而趋向雷同；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而使“尊情”论带有强烈的忧世伤时甚至叛逆的色彩，一则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有浓重的士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取向，或积极，或消极地都对近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先后去世。不久，沈曾植（一八五0——一九二二），字子培，号乙庵、陈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字伯严，号散原）、陈衍（一八五八——一九三八，字叔伊，号石遗）、郑孝胥（一八六0 ——一九三八，字苏堪，又字太夷）等又一批不主唐音，崇尚宋诗的年轻诗人於光绪年间崛起。他们互相标榜，结成一派，并提出了“同光体”的名目。在光绪以后的宋诗派中，各人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毕竟具有共同的倾向。陈衍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陈衍   陈衍，福建侯官（今闽候）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官学部主事。曾入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与沈曾植、陈三立等一样，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晚年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所著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辑有《近代诗抄》、《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等。其《石遗室诗话》总成四十二卷，篇幅之浩繁，为历代诗话之冠，在近现代旧诗界影响巨大，故“时人称之为诗坛救主”（邵镜人《同光风云录》。

       “诗莫盛于三元”     光绪已亥年（一八九九），陈衍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三元”说，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石遗室诗话》）。后来，沈曾植又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进一步提出“三关”说，将“三元”说的开元换上了元嘉，说“诗有元佑、元和、元嘉三关”，号召学诗要从元佑而上，连通三关，意在上溯到颜延之、谢灵运，融通晋、宋。而陈三立在《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中也把江西派的渊源上推到陶渊明。郑孝胥则“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抚谢灵运而浸淫于柳宗元，又以孟郊琢洗之。……三十年以后，乃肆力於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王安石，而最喜王安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凡此种种，都说明光、宣后的宋诗派虽主宋诗而不专宗宋诗。他们吸取了前人“墨守盛唐”的反面教训而注意拓宽门径，以使他们崇尚宋诗的主旨既能得以切实的贯彻，又能争取广泛的影响。

       “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     陈衍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思想，早在光绪 戍戌 （一八九八）与沈曾植相交时已露端倪。当时，“博极群书”而已成名的学者沈曾植“不屑措意”於词章，陈衍就勉励他将考据学问同抒情、说理结合起来，从事诗歌创作：“吾亦耽考据，实皆无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试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后在《瘿[口奄]诗序》中，即以《诗经》为学问入诗的典范，并对严羽《沧浪诗话》所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提出了驳议，力主“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但陈衍认为这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的结合，当“始”之於“别才”而“终”之於“学问”，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反对“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在《石遗室诗话》卷十四中他说：“不先为诗人之诗，而迳为学人之诗，往往终於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由此看来，由诗人之诗进而到与学人之诗结合，乃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境界。这可见其内心深处还是重学问根底，重学人之诗的。

       “诗最患浅俗”     陈衍在《知稼轩诗序》、《海藏楼诗序》等文中一再强调诗歌“不落於浅俗”、“高调要不入俗”。他说“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他这样反对用“人人能道语”和“人人所喜语”，并不是简单的创雅反俗，引导晦涩和险僻，其主要精神和何绍基一样，都是强调艺术要有独创，表现鲜明的个性。在这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不受“世缘”干扰，甘走“荒寒之路”，甘处“困”“寂”之境，以保持个性的独立，其《何心与诗序》云：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者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於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竞於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已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已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

 从一般意义上说，反对接受“利禄”之诱，号召“勿寂与困之畏”，以保持诗人的高洁情操和独立精神，是无可厚非的。这不仅仅是指清亡之前，能自甘寂寞，不去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对当时充斥于社会的一大批打着“维新”、“革命”旗号的利禄之徒，也极有针砭意义。陈衍在这里不是号召人们不关心现实，而只是提倡个人用独立的理智和感情去认识生活，反映现实，那怕是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也要坚持到底。这就是“勿寂与困之畏”的精义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光看字面而简单地将它判定为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理论，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标举的“寂”、“荒寒之路”，确实带着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绪和远

离社会大变革的阴暗色彩，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篇幅浩繁，内容丰富，对历代诗人、诗作及诗论、诗法等多有评述，除上述主要论说之外，尚有不少精见。他一生在诗歌领域里确是坚持了他自己创导的一条“荒寒之路”，不畏困寂，孜孜不倦，把宋诗派的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同时在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然而，他在政治思想上未能跟上时代是脚步，对于蓬勃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也格格不入。他当时致力于用传统的观点来总结传统的文学，实际上也变成用新的观点来呼唤新文学的阻力。他的理论、观点不管如何圆通、丰富和精到，毕竟犹如进入四季之冬，呈现了一派“荒寒”雕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