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通论
英国文学中的城市文学
发布时间:2008-05-23  浏览次数: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十三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不分阶层,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十二世纪,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彼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提出“理解而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教会感到危险,竭力加以压制。它设立宗教裁判所,作为镇压“异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它又从理论上反攻,圣•贝拿尔(1091-1153)、圣•阿尔伯特(1193-1280)、圣•托玛斯•阿奎那斯(1224-1274)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有时尖锐,有时温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它的风格简单朴素,语言生动鲜明,有时流于粗俗。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他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