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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

 

 

黄 霖

 

  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黄霖

性别

   

出生年月

1942.06

最终学历

研究生

 

   教授

电 话

021-65642308

 

文革前无学位

 

   主任

传 真

021-55665162

所在院系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mail

hlinfd@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220

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讲授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明清文论与文学研究”、“晚清文论与文学研究”均专业课,每周二时,20042007届,每次80余人。

实践性教学:近三年指导有关文学批评史的毕业论文有《李贽文学评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中国古代小说节奏论》、《诗经评点研究》、《明代楚辞评点研究》等。

奖励:《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系列建设与教学内容的更新》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获复旦大学薇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奖教金二等奖,同年获复旦大学复华奖教金集体奖。主持“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获得复旦大学、上海市精品课程奖。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研究课题:中国文论转型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05-00年,负责人;中国文论的近现代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09,负责人;小说话丛编,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04-08年,负责人。

学术论文:《“中国文学批评近现代转型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2期;《“态”:一个被冷落了的传统叙事理论范畴》,第1署名,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七卷第三期(20079月);《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 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复旦学报》20055期;《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合作),第1署名《文史哲》2005年第1

奖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获2002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演义”辨略》2004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黄霖先生,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明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等。

“文革”刚刚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人文学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建国前就已步入学坛取得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如郭绍虞、朱东润先生,此时已进入了人生的晚年。经历“文革”十年浩劫,年轻的一代此时还在课堂里补课。在荒芜的学术园地中耕作,砥柱中流的,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一批学者,他们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经历了复杂的人生磨难,此时人到中年,精力旺盛,躬逢治世,学术也进入了旺盛期,成为八十年代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甚至发展为各个学科的带头人,成为九十年代学术发展的领军人物。在这样一批学者中,黄霖先生是用功至勤,创获颇丰,真正深化和推动了学科进步的一位。
 
一、两“金”起家
 
黄霖先生有时开玩笑说自己是“两‘金’起家”。两“金”是指“怪杰”金圣叹和“奇书”《金瓶梅》。
金圣叹,长久以来一直是个引起争议的话题,关于他的是是非非,自他被杀以来就闹得沸沸扬扬。建国后以“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评判古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几乎成为定谳。文学研究界对于金圣叹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给予严厉的批判,几乎予以全盘否定。新时期之初,古代文学研究界“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一项,就是对金圣叹的平反,重新剖析金圣叹思想的复杂性,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重新评金的风潮中,也存在着偏颇。一些学者过于拔高金圣叹思想的反封建意义,夸大金圣叹文学精神的进步性,而完全漠视金圣叹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当时也招致一些批评,引起了争论。
对于这场争论,黄霖先生静观其变,没有直接参与。此时他系统地钻研了金圣叹的生平及所有评点文字,全面地把握金圣叹思想的基本倾向和内部的复杂性,探讨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特点和意义。先是巧妙地选取了为金圣叹研究者所忽略了的《沉吟楼诗选》为突破口,从创作上来考察金圣叹的思想。他的《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通过对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思想内涵的分析,肯定金圣叹的民主思想和正义感,也有力地推动了金圣叹翻案的进程。接着,在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分析了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矛盾,阐述了金圣叹出色的艺术见解,为新时期关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研究定下了基调。
金圣叹是遭遇到不公批判的一位批评家,《金瓶梅》则是遭到冷遇的一部小说名著。作为明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不论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还是从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来讲,《金瓶梅》都是一部不该冷遇的著作。对它的忽视或排斥,不但不能正确地描述中国小说史,同时也不能正确地研究中国小说批评史。80年代初,黄霖先生由于研究明清有关《金瓶梅》的批评而涉足于《金瓶梅》研究的领域。在探讨崇祯本及张竹坡评点的同时,为这部名著“鸣不平”,接着,致力于解决有关《金瓶梅》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等文里考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左右,并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等文章中,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的“屠隆说”。“屠隆说”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等不少“金学”专家都认同此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屠隆说”与其他诸说相比,材料依据最为丰富,文献相关度最高,但是,黄霖先生在撰著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时,只是将“屠隆说”与其他诸说依次罗列在一起,并客观地指出“都缺乏确凿的佐证”,丝毫没有借助其影响来凸现己说的意思。这正显示了黄霖先生所说的“治学求新异,为人尚朴实”的人格风采。不过,黄霖先生的《金瓶梅》及其他小说研究尽管蜚声国内外,但他常说,这只是由小说理论研究所带出来的一种业余爱好而已,他的本行还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
 
二、两点拓展
 
黄霖先生师从朱东润先生。朱东润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注意小说戏曲理论,二、“详近略远”。朱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具开创之功,但尚未深入全面地展开。黄霖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沿着这两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近代文学批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拓展。其《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等为新时期以来的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文学批评史》则代表着20世纪此领域研究的最高成就。
先谈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从整个批评史研究布局来看,小说理论研究起步最晚,建国前研究的重心是诗文理论,建国后于1959年还出版过大型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而小说理论,除了金圣叹研究畸形繁荣以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黄霖先生驻足于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就是从小说理论研究做起,而且从小说理论文献入手。现在,随着大量古本小说的翻印,很多材料都唾手可得。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的古本小说还尘封在图书馆中,甚至连像样的小说理论书目都没有,并无多少线索可作依据。所以汇集小说理论材料,需要长期泡在图书馆里,翻阅大量小说书籍,检索笔记杂录,摘抄序跋及近代期刊上的小说论文。黄霖先生在小说理论资料的汇辑上,是下过真工夫的。他就是凭着脚勤手快,以原始的笔录方式,先后汇辑了近50万字的小说理论原始资料,并加以注释、解说,结成《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该著选录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回评、乃至诗歌等凡210种,其中许多都是初次发掘的重要文献,如赵令畤《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刘辰翁《世说新语眉批》、周桂笙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吕思勉(成之)的《小说丛话》等等。这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以小说理论批评为中心,所选篇目多能够提出一种主张或说明一种观点,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一定价值或某种代表性,以作者时代编次,反映出我国小说理论批评萌芽、发展、成熟的发展历程。古代小说理论篇目既不为前人所重视,更无为之注释者,且这些文章,广涉经子史乘、佛道杂说,为之注释,尤为不易。该著在注释上,熟悉者简明扼要,生疏者旁征博引,极费心力。每一篇的“说明”则要言不烦,凝练地概括各篇阐述的理论主张,剖析其得失,前后钩稽,一部“中国小说批评史”隐然若见。这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以“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奠定了新时期以来古小说理论研究的基础,曾多次重印,为研究古代小说和小说理论的学者案头所必备。
和《小说论著选》同属于资料汇辑的,还有《金瓶梅资料汇编》。本书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约三百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正如黄霖先生在中华书局2004年版《重新后记》里所说,这些资料,“都是花了一点时间一条一条找出来的”,与众多拼凑杂抄的资料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该书的出版,嘉惠学界,成为“金”学研究者的基本文献,近日也被重印出版。
在多年汇辑大量小说理论批评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古代小说理论批评,驾轻就熟,就显得从容自如了。复旦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小说理论部分,由黄霖先生负责撰写。它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小说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对于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主张,都有精到的分析和阐释,而且个案专论与宏观梳理相结合,努力钩稽出历史的脉络,如论述明代的历史小说论,就将之析辨为“正史之补说”、“羽翼信史说”、“传奇贵幻说”、“演述政事说”,现在这些说法已为人接受,成为常识,而在当时,若没有对明代小说理论的通盘把握,是难以作出如此中款的梳理。黄霖先生撰著的小说理论批评部分,为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增色不少。
1986年出版的《古小说论概观》,是在完成《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小说理论部分之后,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又一次系统研究。本书分为“纵观篇”和“横观篇”,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阐述古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上编“纵观篇”选取历史小说论、神幻小说论、世情小说论、小说评点等重要专题作历史性梳理,下编“横观篇”专门阐述小说的价值观,真实与虚幻,绘形与传神,环境、细节、语言,故事情节与结构布局等理论问题。这样纵横交错,立体式展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方方面面。黄霖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里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一座宝库,正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和研究,这座宝库里有诗文理论中没有或缺乏的宝藏,开掘这些宝藏,可以使人们重新完整地认识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独具中华民族的特色,可以为建设民族化、现代化的文艺理论提供借鉴,有助于领会和评析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审美趣味。也就是说研究中国文学理论,不能忽视小说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也不能忽视小说理论。如何研究中国小说理论呢?他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提出“挖掘整理材料,作些必要的考证,注意比较研究,努力前后贯通”几点。挖掘整理材料,主要是《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工作;努力前后贯通,体现在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小说理论部分和《古小说论概观》中。作些必要的考证,主要是关于小说评点文献的考辨。注意比较研究,主要是与外国文学理论相对照,认识中国小说和小说理论的特点。前两点上文已有交代,我们现在简单谈谈后两点。
黄霖先生的小说考证,绝大多数都与小说评点有关系,属于批评史的范围。署名李贽批评的《水浒传》有容与堂刊本和袁无涯刊本两种。不少学者认为袁无涯刊本之李贽评点为真实的,容与堂本的评点是假的。黄霖先生则撰《<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考辨袁本李贽评也是假的,并指出袁无涯是伪造一百二十四回本《水浒》李贽评语的最大的怀疑对象。黄霖先生关于《三国演义》的批点本也曾发表数篇论文,如《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关于<三国演义>钟惺本、李渔评本两题》等,考辩了《三国演义》主要评本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真伪情况。另外,如对《金瓶梅》的崇祯本、张竹坡评本,也发表了数篇考辩文章,对评点者的探索及不同版本之间关系的梳理,都作过有益的工作,有助于中国小说批评史研究的深入。
黄霖先生治学辨析精微,往往在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善于比较异同,甚至通过文字对勘来辨别差异。至于大处,他也善于比较,他对中国小说理论民族特点的研究,就是有意无意地拿西方小说理论来作比较的。如八十年代初发表的《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等文,就曾从明清小说理论中寻找例证来印证西方文学理论的一般法则,注意比较中西文学理论的异同。到《〈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等文章则更注意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点,如论我国世情小说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写时俗,重人情,多白描,合情理,最接近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并不完全相同,它自有其民族特点和精辟之处,值得我们重视”。到了1985年发表《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他依然坚持“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是目前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重要原则”。但是在数年之中,他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理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即对“暴露文学”的推崇。文学能否反映、暴露社会阴暗面,在建国后曾经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加以探讨,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文学反映、暴露社会阴暗面是有所避忌的,特别是“文革”期间,作家一触及社会消极面,就被定性为不满社会主义制度而遭到批判。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文艺“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同时文艺界的冰封逐渐解冻,思想禁锢得到解放,暴露主题在文学创作中复活起来。黄霖先生则通过学术研究,彰显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暴露文学”精神,并将“暴露文学”视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特质。在《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里,他考证《金瓶梅》触及了明代的宫廷的政治斗争,肯定《金瓶梅词话》的价值“表现在这部作品具体深刻而富有特征性地暴露了那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进一步指出《金瓶梅词话》最大特色就是“暴露”。从广度上看,小说在着重剖析西门庆及其一家的同时,把那把冰冷、犀利的解剖刀多层次、多角度地触向了整个世界;从深刻性上看,把社会的罪恶当作人性的弱点来加以暴露。《金瓶梅词话》广泛而深刻地暴露社会黑暗,在我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少见的。
黄霖先生似乎对古代暴露文学格外偏爱,发表了一些文章,专门阐释那些受到曲解或湮没不彰的暴露文学作品。明末清初的一部世情小说《一片情》,过去人们常把它当作淫书。黄霖先生的《试论<一片情>》首先关注这部小说,解释这部小说“是在元明以来复苏人性思潮影响下,以情为纲,相当全面地暴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畸形的婚恋观念和罪恶的婚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婚姻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大批判”。随着明代商人阶层的兴起,诈骗行为也日益猖獗,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出现了一部专门以形形色色的诈骗为暴露中心的短篇小说集《杜骗新书》,国内藏本较少,尚不为史家重视。黄霖先生在日本东洋文库等处翻阅了多种本子,于是撰著《<杜骗新书>与晚明世风》,将之介绍于世。他在这篇文章称赞《杜骗新书》说:“在当时集中以诈骗为中心暴露腐败的世风的,恐怕只有《杜骗新书》这一种小说了。”并分析这部着重描写明朝末世弊端的小说“鞭挞了骗人者的罪恶,同时也把笔刺向被骗者的灵魂,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暴露了那个社会”。这样致力于古代暴露文学精神的掘发和张扬,应该说寄寓着研究者对当代现实社会和文学创作现状的某种思考。黄霖先生治学强调“有用于世”。“有用于世”不是说拿古代的东西来印证、迎合当世的某些观念,而是说,研究古代文学不应该放弃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当代性思考应该成为古代文史研究者的深层心理基础。
接下来再谈黄霖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另一突破——《近代文学批评史》。
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其实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先后出现过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56级学生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著作,但是关于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一直未得到重视,以前的数种《中国文学批评史》类著作,都是重前轻后,很少延伸至近代。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强调“详近略远”,也只为曾国藩、陈廷焯两位近代批评家列了专节。舒芜先生等于20世纪50年代末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初步汇辑了近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关于近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发展脉络的研究尚未展开,近代文学批评“史”的面目尚较模糊。
黄霖先生倾数年之力撰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系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的第七分卷。全书56万字,在对近代近百位文学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中,中国文学批评走出传统,发生近代化变革,转向现代的历程,对于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发展线索,在整体上作出深切的把握。朱文华先生著文评价这部《近代文学批评史》说,“已经在知识形态上首次完整地构筑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体系,从而标志着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成熟”[①]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近、现代文学,过于强调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外来文学思想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确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文学思想的新变。但是,外来的刺激,是与传统文学自身演进趋势相结合而发生作用的。外来刺激,是传统文学演进、飞跃的助力,而不是切断传统,代替传统。对于近代思潮中传统与西学的关系,黄霖先生提出“传统改造了西学”的说法,“站在西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是西方文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进行了冲击,产生了影响;站在中学的立场上看,是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传统扬弃、消化、改造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一思想贯穿于《近代文学批评史》全书。他抓住近代文学批评史最为突出的特点“变”来梳理此一特殊阶段诗、文、小说、戏曲理论从传统中蜕变,获取新质的历程,特别是梳理出接受对象、文学本体和创作主体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过程。在理论辨析上,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突出特点是确立文学思想本位,即“以是否适应和推动文学近代化的历程进程为基本评判准则”,因此在具体评论方面,多具独立不凡的见解。过去研究近代文学的学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好像政治进步的人,文学思想观念也必然进步。近代史上的章太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员,在当时的政治上无疑是进步的,于是许多论者据此过度高评其文学思想。但是,换一个标准,从文学近代化历程来看,章太炎虽然也广泛阅读西学著作,但反对“委心向西”,拒绝吸取西方的文学观念,他又自踞于民众之上,加之以意气用事,门户之见和目空一切,使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常常打上了保守的烙印和陷于矛盾片面的境地;他竭力抹煞文学的特性,强调言语与文辞分途,反对白话化,信而好古,倒向了历史的退化论,在总体上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的发展是不相合拍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对于章太炎文学观念的落后、保守一面,就作出了中肯的分析。又比如关于太平天国的文学方针问题,过去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虽然也论及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过激行为,但更为着力于肯定“它冲击封建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若干措施和要求,是具有革命性质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则着眼于文学近代化的标准,对于太平天国的文学方针给予重新评价,指出其“以实用为目的,严重地带有宗教愚昧、封建专制、简单粗暴的特点”,“虽然不能全盘否定它对于打击当时封建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它本身的‘天情真道’自始至终呈现一种狭隘的、宗教的、封建的色彩,且越来越浓重,故今天实在不能对它的所谓革命性估价太高”。这些都是独立不倚的真知灼见,推翻了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界从政治立场出发的某些“定论”。
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许多批评家,过去都是为人所不知的,从未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从纷繁的文献中将这些批评家凸显出来,纳入史著,需要治史者有卓越的学力和胆识。与50年代的《中国近代文论选》相比照来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列有专论的张际亮、汤鹏、冯煦、蒋智由、丘逢甲、邱炜萲、潘飞声、高旭等人,《近代文论选》都未选其篇目。小说论部分的“小说评点”、“俞樾与侠义小说论”、“韩邦庆与狭邪小说”、“黄世仲兄弟的小说论”、“翻译小说理论”、“管达如的《说小说》与吕思勉的《小说丛话》”,都是为其他论者所未论及的,是他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和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部分的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第八章“戏剧论”中论列的余治、黄远生、周剑云、齐如山等等也多是首次进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近代文学批评史》还列了“中国文学史学”一章。黄霖先生早在六十年代读书时,就萌生过研究“文学史学”的念头,但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能付诸实践。在这部《近代文学批评史》里,他专章论述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介绍张维屏、刘熙载、平步青、林传甲、刘师培、黄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著述。这实际上是拓展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领域。后来黄霖先生还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文学批评史学史”、“文学学史”等新的学科发展方向,指导着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拓展和延伸。
 
三、两方转向
 
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史”的研究推向了顶峰,然而盛极难继,顶峰就意味着必然要转向。当然,每个学者都可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某些个案和专题作进一步的深化,也可以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编“史”,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来说,《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出版明显地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终结。复旦批评史学科需要转向。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时已为该学科带头人的黄霖先生肩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霖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向两个方向转移: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向学术研究史的方向靠拢。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他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独特见解——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主编了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并承担了其中《原人论》卷的主要撰写工作。三卷本《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出版,标志着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由“史”而“论”的学术转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界,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20世纪9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界曾出现两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没有自身的体系?若有体系,又是怎样的体系?另一个是传统文论的“话语转换”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实践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文论,当然是不合标准,没有体系的;但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身具有自足的系统,通过当代学者的努力,可以去恢复、建构这个系统。黄霖先生并没有参与90年代初关于体系之有无的争论,而是在扎扎实实地探索民族文论,通过自己的理解来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对于“话语转换”问题,其理论前提是20世纪里中国民族文论的“失语”、没有生命力,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相脱节。这应该说是触及了几分病症的。但是,在这个理论前提下的“话语转换”,实际上是变成了默认西方文论体系的霸权地位,通过对传统文论话语的重释、转换,而将之融入到西方文论体系中去。所以,黄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提出‘话语转换’的任务,这实际上是主张我们的理论建设走‘苏联化’→‘民族化’→‘西方化’的道路。”[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不应该是在承认现有异质文论体系的前提下,转换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范畴来作修修补补,而应该是追溯、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在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辨析古文论的精神特质和体系特征,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热潮中,“立足在中国,以我化人”,“在承续和运用中研究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使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理论重新焕发出理论的青春[③]。一讲到“实用化”、“有用于世”,现在有不少学者是反感的,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学术走进象牙塔,完全私人化。假如说这是对过去曾经发生的实用主义弊端的反感情绪,那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个别人来说,在象牙塔里,满足一己之兴趣,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整个学科来说,人文学术,尽管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若放弃对当代现实文化的人文思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古文论研究来说,若放弃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热情和努力,自身就会逐渐萎缩,“失语”“断裂”问题就会愈益严重。所以研究古代文论,不是要不要追求有用于世的问题,而是该如何有用于世的问题。黄霖先生总结20世纪研究古代文论的教训:“追求古代文论研究的有用于世,是本世纪研究者们的共识,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目前的古代文论研究却还是很难为世所用。”二十一世纪该怎么办?显然,把古代文论作为古董,涂抹上一些现代色彩作为西方文论体系之点缀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确认传统的文论还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仅仅在书斋中要研究它,承续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复兴它,光大它。”[④]黄霖先生和王运熙先生一起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他与同仁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体系艰苦探索的成果,而其中的《原人论》正蕴蓄着他研究、承续、复兴、光大中国古代文论的良苦用心。关于文论研究的中西之争、古今之辨,他曾提出这样几点:
1、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是面向全世界的,但目前主要还是服务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使用中国语言、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人的;2、我们传统的理论虽然与西方的有差别,但同时必须看到也有相通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今中外的人心都有相通的地方,文学都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东西方文学理论能相互融合的基础。3、在融合东西方文学理论时,要有民族自尊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但不要一味看到人家的长处而只看到自己的短处;4、当前五花八门的引进和生造的概念、术语、词汇,无疑有精粗良莠之别,不要在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匆忙地呼叫“话语转换”,要警惕在潜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驱动下的失态和学术上的投机取巧。我们希望的是能吸取西方文学理论之中的有用的盐,溶解在传统文论“话语”的“水”中,建立起既面向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⑤]
在《原人论》中,他将这个原则更为凝练地概括为“要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要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要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中国文论的这个“点”,就是“原人”。他拈出“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直取心肝,独得神韵。提出“原人”论的初衷,是研寻整个过去的文论传统对于人的思考,探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理论对于人性本质、人生理想、人格精神、生命意义及其艺术表现的思考,并以此为核心把握中华民族文论特色,建构中国文论体系,探索古今文论一贯相通的精神脉络。《原人论》又以“心化”、“生命化”、“实用化”分别标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意义的理论思想,而文学的心化、生命化、实用化,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本,相互联结,构筑成“原人论”文学体系。
“原人论”的提出,是在中国文论体系构建的努力中第一次摆脱西方文论体系的束缚,抓住了中国文论的精髓,也找到了探索古今文论内在联系的主线,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具有再生性的思想基点。顺着“原人论”的思路继续深入探索下去,建立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既面向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复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黄霖先生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与文学学史的研究工作。文学研究与文学学包括文学批评,但不仅仅是文学批评,从方法来讲,它当包括考订、训诂、批评、欣赏等诸多方面;从目的而言,有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乃至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等不同的追求。因而文学研究史或文学学史当不同于目前一般的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等,而应照顾到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内学”和“外学”等不同的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和更高度的概括。黄霖先生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成果出得较迟。至北大百年校庆的国际汉学会议上,他始提交了长篇论文《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就中国古代对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第一次作了全面的梳理。在中国古代对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而在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于《文心雕龙》的评点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他经多年的搜求,完成了《〈文心雕龙〉批语汇辑》的工作,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稍后,他又出版了由他主持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突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的套路,不仅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与小说思想,而且就小说的目录、注释、辨伪、汇辑,以及作者的考证等种种文献学的研究都纳入评介的视野。假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中国小说研究史》只是就某一方面所作的前哨战的话,那么从1995年起,他在复旦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着手抓的两个大项目,则是规模宏大的阵地战了。一项是“九五”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本项目是分诗、词、文、小说、戏曲、文论及总论七卷,力求较为全面地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另一项则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分体中国文学学史》,分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卷,论述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学史。目前,前一项工程基本完成,后一项工作正在进行。十年辛苦,也标志着黄霖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转向。
 
 
黄霖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重要论著论文简目
 
 
著作类:
1、《中国文学批评史》(小说理论批评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册1981年11月,下册1985年7月
2、《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3、《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3月
4、《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5、《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江西人民出版社,上册,1982年10月;下册,1985年5月;合订本,1989年;修订本2000年9月。
6、《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校点,合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7、《古代小说评点漫话》(合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
8、《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
9、《中国文论选·近代卷》(选注、合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
10、《脂研斋评批红楼梦》,齐鲁书社1994年7月
11、《三国演义》(评点选辑、校点)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4
12、《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主编)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13、《原人论》(合著)复旦出版社2000年5月
14、《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15、《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
 
主要论文:
1.      《诗话杂谈》,《书林》1979年第1期
2.      《〈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复旦学报》1979年第4期
3.      《简论〈文概〉》(合作),《新闻战线》1979年第5期
4.      《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年4期
5.      《明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合作),《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
6.      《谈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复旦学报增刊》,1980年
7.      《清末革命小说家琐谈》,《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8.      《〈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9.      《〈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年4月)
10. 《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
11. 《姚莹与桐城派》,《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
12.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3. 《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14.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
15.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6. 《略谈明代的小说理论》,《语文学习》1984年第11期
17.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江汉论坛》1984年第6期
18.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
19.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20. 《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1. 《〈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
22. 《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
23. 《试论晚清革命派的小说观》,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24. 《论“姚门四杰”》,《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
25. 《曾朴》,山东教教育出版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六卷,1985年5月
26.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27. 《吴趼人小说论》,《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1986年
28. 《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1986年
29.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30. 《〈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31. 《金圣叹》(合作),中州书社《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
32. 《〈金瓶梅〉流变零拾》,《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1987年11月
33. 《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二号,1988年10月
34. 《金瓶梅续书三种前言》,《金瓶梅续书三种》卷首,齐鲁书社1988年
35. 《略论林昌彝的文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1988年.
36. 《天下才子必读书序》,《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7.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仁玕的文学思想》,《复旦学报》1989年第5期
38. 《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
39. 《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年
40. 《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
41. 《梁启超》,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大散文家》1990年7月版
42. 《关于〈花营锦阵〉之笑笑生》,《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1991年8月
43. 《近代文论史上的桐城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91年
44. 《近代宋诗派的“不俗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1991年
45. 《再论笑笑生是屠隆》,《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
46. 《再谈“刘金吾”与屠隆及冯梦龙》,《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
47. 《试论〈一片情〉》,《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48. 《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49. 《说〈二十世纪大舞台〉》,台湾《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一期,1995年1月。
50. 《〈杜骗新书〉与晚明世风》,《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51. 《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近代化》,《首届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
52. 《清末戏剧改良运动》,台湾《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二期,1995年4月
53.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动心论”》,《中西学术》第一辑,1995年
54. 《意象系统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55. 《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号1995年6月
56. 《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上),《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7. 《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下),《同上》第2期
58. 《中国古代的文学迹化论》,《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59. 《关于明清〈三国〉的评点》,第一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新刊”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60. 《古代小说研究的大势与近观》(合作),《稗海新航》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
61. 《〈三国〉版本两题》,《19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
62.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63.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三人谈》,(与陈伯海、曹旭合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64. 《略谈丁耀亢的戏曲观》,《丁耀亢研究》,中州古籍书社1998年10月
65. 《人间词话导读》(与周兴陆合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66. 《〈文心雕龙〉批本评语汇辑》,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第十五卷,
67. 《关于古小说〈香螺卮〉》,《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
68. 《〈文心雕龙〉批本评语汇辑》(下),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第十六卷
69. 《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合作),《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
70.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几个问题》,1999年12月10日《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创立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发表会论文集》
71. 《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99年第5期《古典文学知识》
72.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2000年8月
73. 《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起的“文界革命”为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三期,2000年
74. 《还〈沧浪诗话〉以本来面目》——《沧浪诗话》据“玉屑本”校订献疑》(与周兴陆、朴英顺合作),《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75. 《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76. 《〈三国〉版本研究的硕果——读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研究》》 《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77. 《追求崇高——纪念革命小说家黄世仲的现实意义》,香港《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8月
78. 《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79. 《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
80. 《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与风陵文库》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七期 2001年12月
81. 21世纪:追求有用于世》,《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82. 《〈焚书〉原本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83. 《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84. 《关于明中叶文学“走向近代化变革”的问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85. 《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月12月
86. 《百余年来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纪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六辑,2002年2月
87.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88.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
89. 《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90. 《“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91. 《〈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92.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93. 《二十八宿研斋、蛾术轩与〈文心雕龙〉》,《藏书家》第9辑,2004年8月
94. 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编纂》,《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95. 《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
96. 《“原人”,是否是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97. 《杂谈红学史的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一期
98. 《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1期
99.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合作),《文史哲》2005年第1期
100.            《徐奋鹏及其〈诗经〉与〈西厢记〉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2005年1月


[] 朱文华《简评黄霖先生新著<近代文学批评史>》,《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 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 黄霖先生《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 同上。
[] 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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