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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国平

邬国平教授

 

2-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邬国平

性别

出生年月

1954.10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教授

电 话

64130745

 

硕士

 

 

传 真

 

所在院系

中文系

E-mail

ugping@hotmail.com

通信地址(邮编)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200433

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

2-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基础课,3节,05级,50人)

《文心雕龙》精读,(专业基础课,2节,二、三、四年级皆有,20人)

明清文学研究,(专业课,2节,24人)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公共课, 69人)

断代文学专题研究(专业课,20人)

实践性教学

指导毕业论文7

教学研究论文:

《赋予传统学科新的生命》(邬国平。《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第10期)

《教学与科研并进》(谷平(邬国平)。《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6期)

奖励,作为主讲之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获得复旦大学、上海市精品课程奖。

2-3

学术

研究

项目:

主持《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传统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

学术论文:

《归有光<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献》(《文艺研究》2007年第6)

《梁武帝与钟嵘<诗品>(《文艺研究》2006年第10)

《试论清诗话目录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汉魏六朝诗歌新变论》(《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李贽<答耿司寇>是一封“集束型”书信》(《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

 

1978年入复旦大学读书时,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为我所喜欢,从更容易了解的角度说,或许还对现当代文学喜欢更多一些。到82年本科毕业,因为心里实在很珍惜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得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所以决定报考研究生,借此延长为读书而读书的时间。那时现当代文学禁区犹存,一些作家作品的背后仍有上面曾经定过性的文件在起作用,研究依然有困难,而古典文学的情况相对简单得多,比较容易讲个人的见解。所以选择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基本分两大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当时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列出的文学史科目,有的按断代招生,也有按文体招生,文学批评史则不分断代,也不分文体,属通史式科目。我不太喜欢过早把自己定死在某朝某体文学上,而是想先拥有更宽阔的专业空间,以便有较多适应和周旋的余地,等将来再去更具体地决定专攻什么。经过权衡,选择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此投在了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的门下,开始走上学习和研究文学批评史的道路。回首二十余年来的过程,总有一种已做的总比想做的事情少、应做的总比能做的事情多的感觉,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因而需要更加勤奋,还是因为个人非常渺小所以做出的事情总归是微不足道的。

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工作,当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项目已经正式启动,王运熙师让我与王镇远一起承担第六卷《清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任务(此书当时定名为《清代前中期文学批评史》,出版时,由我提出,经王运熙师同意改为现在的书名)。因为此前恰好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王运熙先生主编一部《清代文论选》,作为该社“中国历代文论选”书系的一种,王先生就将这件事也交给了我与王镇远,嘱咐我先做文论选,从整体上对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摸一摸底,作为撰写批评史的准备。于是我穿梭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先后翻阅了一百数十种各类清人集子,从中选出重要篇目,与王镇远所选篇目汇总,在此基础上一起拟出初步选目,经征求意见得到确定后,才继续编著书稿,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慎重。事实证明这对我很有帮助,使我后来写《清代文学批评史》心里比较塌实,落笔比较有把握,如果写到那里,资料才看到那里的话,恐怕难免会左支右绌。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清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还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当我们为编《清代文论选》而普查了一遍原始资料以后,感到可以写的内容很多;另一方面,当时思想界较之以前达到了很高的开放程度,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也是活跃的,为人们鉴别、择取提供了较多可能,这些无疑都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我在撰写《清代文学批评史》时,一方面考虑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寻找自己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努力作出自己的表述。这样的研究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我撰写的部分主要是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清代中期以后的文论、戏曲批评、小说批评四部分。世纪之交,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对他们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修改,顾先生邀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承担清代前中期诗文词部分的修订工作,于是我有了对清代前中期诗论和前期文论重新作一次全面研究的机会。将《清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书我所执笔撰写的部分相合,内容涵盖清代各阶段各种文体的批评理论,也可以说我分两次完成了对清代文学批评史的完整研究。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选择一定的课题范围进行研究既可以采取由点及面,即由个案研究逐渐推而广之,也可以采取由面带点,即先做总体研究,再回头去做更加深细的个案或具体问题的研究,两种研究的路径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若能在连续地研究中予以调剂和弥补,则长处益显。我研究清代文学批评史由于项目任务的关系,走的是一条先做总体研究的路径,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批评史著作中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展开探讨,甚至不一定能够涉及,却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题目。比如由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诗之争引起的二人关系问题,吴伟业《梅村诗话》的文献问题,王士祯《神韵集》的错名问题及《唐诗神韵集》的真伪问题等等。我后来写了《钱谦益、朱鹤龄注杜之争及二人的关系》、《吴伟业<梅村诗话>考辨》、《王士祯<神韵集>考辨——兼论<唐诗神韵集>非王士祯原选》等论文,讲清事实,纠正不当之论。从总体研究返回到个案研究,好比是“吃回头草”,我以为,这也不失是一种有益的做学问方法。
清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之外,我第二个研究的重点是明代和近代的文学批评,已出版《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上下册,合),编著了《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明清卷)。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明文学与六朝文学曾一度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具有比较显著的个性色彩和异端倾向,而且在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处于受贬抑的状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过去对晚明与六朝文学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从而激发起人们重新阅读、诠释和评价的兴趣。受到这种学术风气的感染,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便对晚明文学产生兴趣,并将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在翻检资料过程中,我发现钟惺、谭元春与当时激烈的党争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卷入党争对钟惺的仕途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他们提出的“求古人真诗”论其实也与这种经历有关。在学术研究中,再没有比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更令人欣奋了。当时自己感受到来自上述发现的喜悦,那种情形现在依然还能回想起来。研究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想通过对该派文学主张的产生、发展、消沉全过程的总结,提供自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文学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线路。这是一个大题目,我这篇论文只是做了很有限的一部分工作。在这前后,我还着手进行杨慎、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文学观的个案研究,留校工作以后,又对竟陵派研究论文作了较大充实。这些都收进了《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一书。
顾易生师曾告诉我:“做一些注释工作,对研究者来说益处很多。”他自己在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两部高校文科教材中承担了相当部分的编注工作,以上是他对注释与研究二者关系的经验之谈。这对我很有启发。如果说研究是建立在细读材料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从事注释就是对细读最具体的实践。我先是与黄霖先生合作编著《中国文论选》(近代卷)。黄先生对近代文学批评做过全面研究,由他来编近代文论选很合适。他选出大体的篇目,让我负责诗文词论部分的注释并撰写有关的“说明”文字。以前学界对近代传统文体的文论注释甚少,又有一些移译的新词语,这方面可资利用的工具书又很缺,故为该书做注释颇化时间。“说明”是对每篇文论内容进行述评,既要求扣住大端要义,予以准确概括,又要求结合批评史实际阐发其理论意义,作出评价。这虽然与批评史的写法不完全相同,不过通过对批评家代表性文章的详细解读,可以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精髓获得大致了解,所以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不失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编著的另一本体例大致相同的书是明清文论选注,它是黄霖先生、蒋凡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卷。其中清代部分因为此前已经撰写和编著《清代文学批评史》、《清代文论选》,相对写得从容,明代部分尤其是前中期文论,主要是通过编著这本书才进行系统学习,这使自己对明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时域上往前推了一大段。顾易生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根据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提出学术界对宋以后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应该加强。[①]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出现很大改观,尽管如此,目前对明清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相比而言还显得较为薄弱,这仍是事实。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今后仍然大有可为。
第三个方面是对钟嵘《诗品》的研究,目前已经撰写十几篇论文。《诗品》与《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共同享有“双璧”的美誉,学术界对《诗品》的研究已有许多重要的成果。将六朝文学批评与宋以后文学批评研究的总体情况相比有一个明显差别,前者的研究具体、深细、精致,关注的问题集中度高,整体上呈现为累积型的推进;后者的研究则还显得较为粗疏、模糊、游移,研究中常常好为“另辟一境”而使聚焦点呈散发状,平面展开多于纵向累积和递进。这些不同与两个阶段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前提、研究条件、研究基础等不同有关系。对钟嵘《诗品》的研究也反映出六朝文学批评研究的一般特点,当然也存在继续推进的余地,而这种推进也应该是非常坚实的,仅有大口气不可能取信于该领域研究者。我自己对《诗品》想努力做一些具体的研究,比如它的批评体例,运用术语的确切含义,文献变异等等。尽管中外学者至今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出色的成绩,但是我认为工作还远没有做完。有时候对一个文字的正确敲定,可能会引起对钟嵘诗歌观念新的认识。比如《诗品序》论及诗人随遇触物时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后来的《诗品》版本其文字大多如此,然《梁书·钟嵘传》所引“骋”作“释”。研究者认为“骋”较“释”义长,于是钟嵘诗歌“骋情说”也就成了一种定论。其实这是误断,因为《梁书》所引在时间上比现存各种《诗品》版本早得多,两者文献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据后改前。前云“展义”,意思即是抒情,后再云“骋情”,语义重复,明显不如用“释情”二字得以标示前后句意之间的变化。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释情”而接受“骋情”。“释情”着重于强调诗人借助诗歌写作使个人情感从不平归于平静,起到心灵安慰和净化的作用,“骋情”则着重强调诗人借助诗歌表现感情。“骋情”说明的问题仍不超出抒情的范围,而“释情”则兼含抒情与抒情的目的二者而言。[②]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释情说”传统绵延发展,钟嵘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说明,有时一字之异可以关系到理论批评的大义,这提醒自己在研究中应该多一份战战兢兢的态度。
第四个方面是古代接受文学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也是用系列论文的形式。我对此发生兴趣是从1984年研究竟陵派文学理论时开始的。钟惺曾在《诗论》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诗为“活物”的理论,当时我已经读了一些译介的西方接受美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钟惺“活物”说按其理论本质而言,所表述的就是接受美学的思想,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和钦佩。从这以后,我开始留意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这方面的资料,曾将一部分内容写入《清代文学批评史》,并陆续写出一些论文加以探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老学科,也是一个研究的大平台,在这个研究平台上,既应该让许多传统的理论和学术问题得以被继续广泛、深入地讨论,推进认识,又应该不断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使研究的范围更广阔,内容更充实,这样才能呈现研究的丰富多彩,保证学术的繁荣发达。古代接受文学批评理论是可以归入新课题、新领域范围的,通过对古人有关主张和经验的总结,可以起到中外古今接受美学思想的互补,现有的研究仅仅还是一个开端。
写这篇小文,理一理头绪,算是对自己过去文学批评史研究作一次小结,目的是为了使将来做得更加有条理,更令自己满意。
 
(邬国平)
 
 
附录:邬国平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著论文简目
 
《清代文学批评史》(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执笔清代诗文词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中国文论选·近代卷》(合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
《清代文论选》(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刘勰与钟嵘文学观“对立说”商榷》(《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3)
《汤显祖的诗文理论》(《复旦学报》1985年1)
《杨慎的文学批评》(《文学遗产》1985年3)
《刘勰论“奇正”》(合署,《文心雕龙学刊》第4辑,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的关系》(《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硕果》(合撰,《复旦学报》1987年3)
《民歌与明代文学批评》(《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5)
《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说》(《中州学刊》1987年5)
《袁宏道与江浙文化》(《学术月刊》1988年6)
《论诗为“活物”》(《复旦学报》1988年6)
《论黄宗羲的文学观》(《复旦学报》1989年5)
《王夫之论读者与作品关系》(《学术月刊》1989年11)
《李渔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兼论<窥词管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竟陵派”同志录》(《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钱谦益文学思想初探》(《陰山学刊》))1990年4)
《读者·作品·细读》(《竟陵派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傅山文学思想简述》(《晋阳学刊》1991年1)
《毛先舒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刘师培文学批评二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为花部唱赞歌的清人曲论》(《中国民间文化》第四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
《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复旦学报》1992年5)
《常州词派关于词与读者接受的思考》(《文学遗产》1992年5)
《顾炎武文学思想得失探》(《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1)
《李杜诗歌比较评述》(《中国李白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论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诗归〉成书考》(《中西学术》第1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从接受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陶渊明》(《中国诗学》第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竟陵、公安两派关系述略》(韩国《中国语言论丛》第13辑,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文艺批评》(《1978-1998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简介》(《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王夫之评杜甫论》(合撰,《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1)
《钱谦益、朱鹤龄注杜之争及二人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第4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
《以杜诗学为诗学》(《学术月刊》2002年5)
《再论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许昌学院学报》2002年4)
《钱谦益、钟惺的关系及文学批评》(《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顾炎武与杜甫诗注》(《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3)
《王士祯〈神韵集〉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4)
《今所适有何必无——金圣叹接受文学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徐增与金圣叹(《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钟嵘《诗品》一种新的版本》(《文献》2003年2)
《吴伟业《梅村诗话》考辨》(《古籍研究》2003年2)
《钟嵘《诗品》注释辨证》(《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3)
《随其自为说与合本——归有光接受文学观》(韩国外国语大学校《中国研究》第31卷,2003年6月出版)
《柳重教〈诗讲义发问〉质疑朱熹〈诗〉说问题研究》(韩国《华西学论丛》创刊号,问津图书出版,2004年11月出版)


[①] 顾易生《古代文论研究管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日。
[②]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应当更加重视隋、唐初人所录钟嵘<诗品>的文献价值》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该文为第四届国际东方诗话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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