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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路

 

 

吴兆路先生,山东梁山人, 1983年获学士学位,198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7月获得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同年8月至199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是中国中文学科第一届博士后研究人员。80年代曾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95年8月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任教, 2002年起,兼任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吴兆路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侧重于明清时期文学和文论的研究,涉及诗、文、小说等多个领域。吴兆路先生的研究重点在清代,但又不把目光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贯穿了一条明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在宏观方面,不仅对中西文论融会贯通,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兼收并蓄;在微观方面,对概念的全面阐释,对个案的条分缕析,成为庞大的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并以其充分、深入和翔实的特点而令人信服;在看似平常之处,不浮光掠影、人云亦云,因而往往能够在常人不甚关注之处,发现自己的心得,做出独到的见解。
具体而言,吴兆路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视野开阔,在时间上,打通古今;在空间上,放眼中西。性灵文学思想,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的内容之一。吴兆路先生的《性灵派研究》一书,着重从文学思想角度,对性灵派进行了科学的审视,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全书视野开阔,纵横结合,对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上编,是纵的考察,论述性灵派思想的历史发展,探讨其来龙去脉。作者在追踪溯源时,没有停留于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性灵”一词;更加顾及那些没有提到“性灵”这一概念,但其思想材料、语言表达和文学主张与明清之际的性灵文学思潮具有深刻精神联系的作家和思想家,指出性灵思想除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外,还接受杨朱人生观的影响,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不仅如此,还注意到性灵派与现代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可视为性灵文学的传人。他们的小品文的盛行,使得性灵文人及其作品再次得到重视和欣赏。
对流派的探讨,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中一脉相承的内容。对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变化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思想,提供重要的参数。在《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是如何逐步确立的》这篇论文中,作者指出,在崇尚华美词藻的南朝,陶潜作品以质朴平淡见长,难以为时人所嘉许;其淡薄养真、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在崇尚建安风骨和积极进取的唐朝人看来,是不足取的,其诗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重。当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大历时期的诗人对陶潜似更充满了理解和向往,他的名声显著提高;随着意境理论的日益成熟,在欣赏“平淡自然”风格的宋代,陶渊明的作品被推崇备至,其人格在宋代士人的心目当中也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通过对变化线索和脉络的研究,印证了文学的发展变化观,启示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地看待问题。
性灵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颇具东方特色,是否说明西方就没有这种类似的抒写性灵的文论呢?作者开始从现有的材料中加以推论和概述:但丁对“自由意志”的赞扬,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科林伍德关于“表现是一种个性化活动”的理论,浪漫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主观性,西方现代派关于“世界的形象”“只存在于我们自身”的表述……由此得出结论,就重视自我情感的表现、追求个性解放、反抗传统伦理道德等方面来说,西方美学理论中的表现说、近代浪漫主义及非理性思潮等,确实与中国古代的性灵文学思想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
二、方法上多科融会,注重综合研究。文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与历史、地理、哲学等其他学科有交叉之处,可以互相阐发、开拓思路。吴兆路现在研究性灵文学,就把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贯通起来,加以整体考察。他还注意到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性灵派研究》一书的下编,是横的考察,论述性灵派和其他文学现象、哲学、世人、心态、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阐述性灵派产生、发展的诸种文化条件。本书末尾,特列专章论述性灵思想和南方地域文化的特殊关系,是富有启发性的看法。此外他的《试谈杜甫的文学思想》等文章中,把心理学等方法运用于文论研究,给予传统文论以富有新意的解释。
(二)细致入微
1.对个体的剖析
一个时代的文坛,是由五色斑斓的个体支撑起来的,众多元素的汇集勾勒出异彩纷呈的时代风貌。清代前中期的诗风,由哀怨痛苦之音转为温厚和平之响。对于当时主导的神韵说、格调说,是否仅仅用中正、敦厚之语就可以概括?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抽象,吴兆路先生通过对王士祯、沈德潜等人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发掘出这些学说中所蕴藏的更为丰富的内涵。
(1)王士祯
与王士祯同时代的许多汉族文人,在心灵深处都有深深的民族情结,现实生活中为了生存需要,大部分人伴随着义和利的矛盾,交织着现实利益和道义感之间的冲突。王士祯的神韵说体现的是超脱的主题,淡化了这种矛盾冲突,既能够符合当时士大夫的处世哲学和审美情趣,又不违背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的《秋柳四诗》以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方式,表现了对汉民族文化的追念,传达出了时代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吴兆路先生对具体时代的人物心理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时期很多文人人格的两面性,也使抽象的学说在我们面前变得饱满而鲜活。
(2)沈德潜
与神韵说相比,格调说更能代表乾嘉的盛世之音。在《沈德潜德审美理想新探》一文中,作者认为,沈德潜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正因为他的审美理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他所推重的温柔敦厚的诗风比较宽泛,一方面继承了中正平和的传统,同时还有突破和否定。他的诗歌选录标准并不狭隘,不因雅正而否定变风、变雅,能够把不同风格的作品选入选本中,和传统的诗教走得更远。这种突破和超越,源于沈德潜对艺术真谛的感悟和把握,他真正把诗歌艺术放在首位,采取不拘一格的评判尺度,“不只操一律而绳众人”,“不可以一格论”,尊重作家个性,因而能够实现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还反对拉帮结社,相互标榜,认为文章最大的祸患莫大乎门户。吴兆路先生在发掘这些独到的艺术眼光之时,也指出其对现代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2.对内涵的阐释
在《性灵派研究》中,对“性灵”的释义,在全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该论文的发端。作者认为,性即情,灵即感;所谓性灵,主要是强调了文学主体的创造性地位。文学既然是一个人个性灵魂的直接抒发,那么在内容方面,必然是“性情之发,无所不吐”,“独抒性灵”,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本心,没有丝毫的虚伪与矫饰;在形式方面,必定是“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不拘格套”,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能不止,由此体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在对概念加以剖析和对资料进行查证的基础上,作者将性灵的意蕴概括为:率真的性情,鲜明的个性,奇妙的灵感,本色的语言。作者对“性灵”内涵的阐释,道出了这一主张最为重要的特征,由此揭示了文学的实质,并使其成为串联文学发展过程的一条线索。
 
3.对差异的比较
(1)性灵派
晚明的公安派和清代的袁枚,分别掀起了性灵文学的两次高潮,尽管“性灵”的旗号一以贯之,但它所代表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吴兆路先生对它们的差异作出了比较:
袁枚所倡导的性灵,已矫饰了晚明中郎等人那种极端化心理,而趋于圆融和折中;袁枚的思想更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对前人性灵主张的归纳、总结和调和,从而更具有清代文论的特色。
即使是公安派,其前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前期的性灵说成为晚明浪漫思潮的一面旗帜,重视个人享受,不以世俗为务;后期公安派的性灵文学主张渐渐动摇,由重妙悟而主修持,由对绳墨的弃之不顾到主张设定规范,由极端化的抒情转向对抒情方法的重视,前期那种反抗封建传统、要求思想解放的意味荡然无存。吴兆路先生既揭示了这一区别,又分析了出现这一骤变的原因,指出了其与明末清初学术思潮变迁——心学的没落和实学思潮的盛行的关联。
(2)桐城派
清代桐城派的三位代表: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的主张既有传承关系,又有不同之处。正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异,构成了桐城派发展变化的张力。吴兆路先生对三人的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方苞的仕宦生涯是比较顺利的,影响到他的学说集中体现了清王朝文化统治的需要,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意识。
刘大櫆一生穷困潦倒,境遇凄惨,怀才不遇,生活际遇和思想经历决定了其学说的发展和创新。无可奈何的郁愤、对社会政治和现实政策的不满,使得其价值观与众不同,他对古代的所谓圣贤英雄表示怀疑,不像方苞那样笃信程朱理学。
姚鼐既不像方苞那样政治色彩浓厚,也不像刘大櫆那样怨气十足,他没有死守桐城家法,而是采取调和折衷、兼收并蓄的态度,主张治学应兼采众家之长。
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桐城派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一理论流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笼统认识。
 
(三)务取持平
吴兆路先生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所贯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不以偏概全,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评价具体的历史人物时,不论是那些影响巨大的经典作家或文论家,还是那些仍有争议或保守色彩浓厚的文人,都能够对其作品及文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从而发现其闪光点及其对历史的贡献与价值。
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源远流长。例如,在《试探杜甫的文学思想》一文中,作者评价道:杜甫对待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是采取简单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虚怀若谷,持着“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的态度,给以客观的评价。“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种全面的认识,表现出一个伟大诗人和文学思想家的博大胸怀。
又如,《金圣叹审美理想新探》一文中,作者对金圣叹的“眼照古人”法,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要在批评时别具“一副手眼”,尊重古人,正确理解古人原意,这样才能发古人之幽光。
再如,《纪晓岚的文学思想》中,作者对纪昀“务取持平”的主张尤为关注,固然这一理论包含有迂腐的内容,但就态度而言,无疑是有可取之处的。作者认为:这种既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平心而论”,坚持客观公正的标准,历史辩证地看问题的观点,为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找到了一种较为科学的依据,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吴兆路先生在对这些方法深切关注的同时,也学以致用,将其很好地吸取和贯穿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当中。
在评价桐城派时,没有因“文选妖孽”一句评语而全盘否定,而是充分认识到它在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的巨大影响;注意到桐城派作家既强调“文章之原”的客观性,又十分重视作家的主体性的特点;注意到他们既把古文创作提高到了清真雅洁、余味曲包的新水平,又进一步使散文理论完善并集大成的历史贡献。
在评价清代前中期的代表性学说时,尽管性灵说与神韵说、格调说有针锋相对之处,但作者并没有对古人求全责备,轻易否定任何一种,而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对每种学说都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四)人文合一
关于人与文的关系,《原人论》的“生化论”一章讲述得非常透彻:文学活动的实质,是一种生命活动,是人类生命高度成熟的表现。文学与生命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文学是人情的需要,是人精神的需要,是人生命的需要。钱钟书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家“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堪称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生命化文学论,即把文学视为人的生命的表现和结晶。一方面,文学作品以关照人的生命为基本使命;另一方面,文学自身又具有生命形式的特征。不同作家的个性精神、生命态度浸透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
如果说《原人论》的“生化论”一章,主要偏重于理论阐述的话,那么对清代学人的个案分析,则是对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金圣叹曾说,“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明清与性灵主张相关的文人,大都有一腔激情与昂扬的人格,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用文章来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李贽的“童心”,廖燕的“狂放”,龚自珍的“尊情”,都显示出对正统的蔑视和反拨。
例如,在评价李贽时,吴兆路先生指出:李贽的《童心说》可称是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宣言书。“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一大胆的呼唤,真正是最早在心理与伦理、情感与理智、个体与群体的分化对立之中将自然人性提升为最高本体。李贽所具有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对艰巨沉重的历史使命的承担,他的勇气、苦闷和激愤,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又如,对清代廖燕的评论,吴兆路先生抓住了他的最为主要的特征——清狂,并解释道:所谓清,是指不向流俗求生计的清风亮节;所谓狂,是指对封建思想道德的狂放、简慢和叛逆。廖燕的离经叛道的性格,促使他独辟蹊径,要“自我另辟一天地”;他的“取法于天地”,顺应自然的文学主张,使其文章得以直抒胸臆,“不失之性情之真”;他的寄意深远、力透纸背的作品,真正践行着“凡事做到慷慨淋漓跌宕尽情处,便是天地间绝妙文字”的审美理想;他的“笔代舌,墨代泪,字代语言”的人生宣言书,凝聚了他的全部情感和生命追求。
 
正如在《性灵派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所提及的,文论并非远离现实,它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吸引和震撼,吴兆路先生用了下面一段话来表述:“性灵派文人就是如此深深地吸引着我,使自己难割难舍,以至永难忘怀,甚至影响着我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我常常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毫无疑问,活着就应好好地去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诡谲神秘的自然,爱充满热血的生命,爱每一本能发人深省、使人激动的好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进行精神对话”。这也是驱动作者研究古代文人的文学思想、解释他们的精神风貌、展露他们的真实情怀的动力。
 
                                 ( 作者: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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