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教授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陈维昭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1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研究员

电 话

021-55055594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E-mail

fdcwz@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中文系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中国文学史》（下）必修课，每周3学时，学生人数80人。 《中国文学批评史》必修课，每周3学时，学生人数60人。 《古典名剧鉴赏》，公选课，每周2学时，学生人数35人。 《红楼梦精读》，公选课，每周2学时，学生人数50人。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明清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2005年立项。 历代音乐官署的沿革与古代戏曲的历史演进，上海市社科课题，2006年立项。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 何良俊与明代戏曲学命题[J].戏剧艺术2007(3).] 才情学问与本色当行——王世贞的曲学支点[M].中国文学研究2005第七辑

陈维昭，男，1960年11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人。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陈维昭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小说。在其具体研究中，西方现代解释学对他的学术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古代戏曲还是古代小说、戏曲小说文本还是戏曲小说理论或批评现象，陈氏都着眼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大背景，致力于捕捉各种批评现象的文化依据和历史生成过程。譬如，在戏曲研究方面，当人们致力于讨论历史剧创作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剧创作中的虚实比例问题时，陈维昭则从审美心理定势的角度出发，揭示历史剧作家产生创作冲动、萌生历史旨趣、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实现审美表现的内在依据。对于古典戏曲中的“代言体”问题，陈氏根据中国古典戏曲形成的自身特点，从讲唱艺术的叙事性揭示中国古典戏曲自由出入于代言体与叙事体之间，并从叙事视角的角度阐释一个戏曲脚色扮演多个戏曲人物的现象。对于戏曲研究界聚讼纷纭的戏曲起源问题，陈氏从科学性质和哲学性质两个层面予以辨析，指出从科学性质的层面看，戏曲起源问题从属于人类起源问题；从哲学性质层面看，戏曲起源问题遵循着解释学的一般原理，研究者的艺术观念决定着他对戏曲起源问题的理解与阐释。“戏剧”概念早于“戏曲”概念而诞生，它具有“游戏”与“扮演”两个意义项，但“游戏”意义项与中国理性文化精神相悖，故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略。对于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陈氏不停留于“写意”的似是而非的判断，而是揭示戏曲形态的“拟真意向”与其“虚拟形态”之间的矛盾关系，指出中国戏曲的审美形态具有“双重意义阈”。

1991年至1995年期间，正是学术界各种新说叠现的时期，这些新说在陈维昭的研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对于学界的各种争论，他觉得争论的各方假如能摆脱就事论事的习惯，放开视野，去认真探究各位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所处的文化时空，就可能会更好地发现问题的实质。这就使他更致力于将二十世纪的各种有关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现象放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上，着重去分析其“之所以然”，而不满足于对各种学术观点的是是非非的点评上。沿着这一思路，他写出了《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一书。后来，他又撰写了50万字的学术史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研究史》，以研究思潮为核心，对20世纪有关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历史进行整体性的梳理。

接着，他又独立完成红学史上第一部通史《红学通史》，他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他强调是对于《红楼梦》研究现象进行整体考察，对红学发展的内在律动加以宏观把握。不仅从思潮的角度考察红学现象，而且着重捕捉和描述各种红学思潮的源头与流变，捕捉各种红学现象的学理形态及其“学统”。作为学术史，它不仅要展示每一阶段的研究状况，而且对于每一研究状况的形成、规模和最终水平作出评判。

由于立足于现代解释学的学术理念，陈氏对红学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就20世纪的红学史中，如何评价胡适、李希凡与蓝翎、余英时的红学观点，是最为关键的。陈氏在解释胡适的“新红学”时，抓住了“实证”与“实录”两个方面，追溯其学术渊源，认为胡适从传统的考证基础上，又注入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实验方法”，使红学乃至整个小说的考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所提倡的“自传说”，使20世纪“贾、曹互证”的思路也一直绵延不断，而“自传说”的根柢实际上还是与传统注经与史学的实录观念大有关系。这就比较清楚的辨析了胡适“新红学”具有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又有其反科学的一面，不能笼而统之的赞同或反对。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自“文革”之后往往被一些人称之为“斗争红学”而一笔否定。陈维昭在指出李希凡等的文章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之外，其真正意图是对延安时期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一番实践。这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系的转换历程是步调一致的。陈氏从realism一词由“写实主义”的译法转变为“现实主义”的译法的现象入手，描述了1954年批俞运动所依据的文艺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对于70年代中期以来对红学史影响深远的余英时的观点，陈氏从学理上揭示其论证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误导，对红学史上一系列几乎已成共识的论断作出了批判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