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

 

 

 

 王通（584或586—617），字仲淹，卒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年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曾至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之策，不见用，乃归隐于河、汾之间，讲学著书，有“王孔子”之称。后隋朝多次征召，均不就。弟子颇多。据说隋及唐初一些名臣曾与之交往，或以之为师。著有《续诗》《续书》《元经》《礼论》《乐论》《赞易》，被称为“王氏《六经》”（均佚）。《中说》一书，记录其言论，系其门人编缀而成，是今日研究王通思想的主要依据。其文学思想，儒家功利色彩甚浓，而对于后世颇有影响。《隋书》无传，《旧唐书·王绩传》略附其事迹。杜淹有《文中子世家》。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1，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2；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何从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道篇》）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3，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4：“吾上陈应、刘5，下述沈、谢6，分四声八病7；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8。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9，下达五常10，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11，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天地篇》）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12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13，古之狷者也14，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15，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16，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17，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18，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19，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20，浅人也，其文捷；江总21，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22。”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23，其文约以则24。

房玄龄问史25。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26。”薛收问《续诗》27。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事君篇》）

 

 

 

王通尊奉儒道，以周公、孔子后继者自居。其文学思想亦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王通强调写作文章须“贯乎道”、及乎“理”。所谓“道”、“理”，均指儒家的道理而言。此种提法，可谓开后来古文家理论之先声。他又说：“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中说·事君》）即应该先德行后文艺。这也是典型的儒家文论。

王通认为诗歌应表达作者对于政教风俗的态度，“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中说·事君》），应该“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并具有“征存亡，辩得失”的功用（《中说·天地》）。这与古代儒家文论以诗为美刺讽喻之具、由诗中见政治之污隆的理论完全一致。而对于声律等艺术技巧，王通表示了鲜明的鄙视态度。

王通对于汉魏以迄隋代的作家多有评论。所论多从人品与文品结合的角度而言。对谢灵运、鲍照、沈约等卓有建树的作家，评价均不高，甚至予以彻底的否定；对颜延之、王俭、任昉则加以肯定，与此三人的言行在某些方面符合儒道有关。

王通的文学思想重道轻文，颇为褊狭。但他的一些观点，可视为后世某些诗文理论的先声。晚唐重视文章政教作用的皮日休等人，以及北宋古文运动的前驱者，都对他十分景仰，认为他是儒家道统的重要人物，实非偶然。

 

 

 

王勃集序

 

 

杨炯（650—693后），华阴郡（郡治华阴，今陕西华县）人。“初唐四杰”之一。曾为校书郎、崇文馆学士、梓州司法参军、盈川令等。曾为王勃文集作序，言及王勃反对纤巧、崇尚刚健、骨气的主张，是了解王勃文学好尚的重要资料。今存《盈川集》，乃后人重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新唐书》卷二百一有传。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1！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2。历年兹久，递为文质3，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4；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5。文儒于焉异术6，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7；汉皇改运，此道不还8。贾、马蔚兴9，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10，更失于《风》《骚》。俛大猷，未忝前载11。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12，梁、魏群材13，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14，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15。会时沿革，循古抑扬16，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17。……

君之生也，含章是托18。……观览旧章，翾翔群艺19，随方渗漉20，于何不尽。在乎词翰，倍所用心。尝以龙朔初载21，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22，假对以称其美23，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24。薛令公朝右文宗25，托末契而推一变26；卢照邻人间才杰27，览清规而辍九攻28。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于是鼓舞其心，发洩其用，八纮驰骋于思绪29，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30。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31。以兹伟鉴，取其雄伯32，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33。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34；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35。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矫枉过正，文之权也36。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择。近则面受而心服，远则言发而响应37，教之者逾于激电，传之者速于置邮38。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视，假其一气则邈矣孤骞39。窃形骸者既昭发于枢机40，吸精微者亦潜附于声律，虽雅才之变例，诚壮思之雄宗也。妙异之徒41，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42，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43，客气以广其灵44，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谬称相述，罕识其源。扣纯粹之精机，未投足而先逝；览奔放之偏节，已滞心而忘返45。乃相循于跼步46，岂见习于通方47。倍谲不同48，非墨翟之过；重增其放49，岂庄周之失？唱高罕属50，既知之矣；以文罪我51，其可得乎！

君以为摛藻雕章，研几之余事52；知来藏往53，探赜之所宗54。随时以发55，其惟应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宫于北门56，幽求圣律57；访玄扈于东洛，响象天人58。每览韦编59，思弘大《易》，周流穷乎八索，变动该乎四营60，为之发挥，以成注解61。尝因夜梦，有称孔夫子而谓之曰：“《易》有太极，子其勉之62！”寤而循环，思过半矣63。于是穷蓍蔡以象告，考爻彖以情言64，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尽思，徒见三爻65；韩康伯之成功，仅踰两系66。君所注，见光前古。与夫发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状者67，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赞神明，非杼轴于人事68；经营训导，乃优游于圣作。于是编次《论语》69，各以群分，穷源造极，为之诂训。仰贯一以知归70，希体二而致远71。为言式序72，大义昭然。

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73，知吾道之未行74，循叹凤之远图75，宗获麟之遗制76，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77；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78。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贬行事79，述《元经》以法《春秋》80。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81，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82。包举艺文83，克融前烈84。陈群禀太丘之训，时不逮焉85；孔伋传司寇之文，彼何功矣86。《诗》《书》之序，并冠于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命不与我87，有涯先谢88，春秋二十八年，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颜氏斯殂89，养空而浮，贾生终逝90。呜呼！天道何哉91！所注《周易》，穷乎《晋卦》。又注《黄帝八十一难》92，幸就其功，撰《合论》十篇93，见行于代。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嗟乎促龄，材气未尽，殁而不朽，君子贵焉。……

 

 

 

 

杨炯的《王勃集序》，叙述了王勃致力于阐发儒教的事实： 注释《周易》，编次《论语》，以及整理其祖父王通的著述等。对于先祖的尊崇，使得王勃表现出重视政教之文、轻蔑一般缘情体物之作的倾向，这在其《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有鲜明的体现。杨炯的《王勃集序》也附和此种倾向。序的开端评述历代之文，虽不似王勃那样极端，但也还是批评历代文人“苟求虫篆”，随波逐流，不知“寻源于《礼》《乐》”。

但这篇序中更重要的内容，乃是论述了王勃的一种自觉的文学观点及其创作实践。此种观点便是反对绮碎小巧、崇尚“骨气”“刚健”。序中说，王勃的不满，是直接指向高宗龙朔年间的文坛的。《旧唐书·上官仪传》说，上官氏“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龙朔间他居高位，故其文体为人所仿效，“时人谓之上官体”。又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南朝以来，文风不振，“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看来王勃深致不满的“文场变体”，便是因仿效上官仪而形成的一种雕琢纤巧、富丽浓艳而缺少刚健之气的风格。王勃向往的是壮大昂扬的美。他的审美理想，可说代表了时代的要求。

当然，王勃、杨炯生当初唐，南朝诗文那种重视文辞藻彩的风气，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表现得很明显。从理论上说，他们也并非否定雕饰。杨炯认为王勃的作品便是“刚而能润，雕而不碎”的。四杰的作品，情感充实，气势饱满，风力刚健，而这样的优点往往是通过华词丽藻体现出来的。从《王勃集序》看来，王勃反对的只是龙朔间那种过分藻饰细碎的文风，并不是一概反对文辞的美丽。

杨炯还婉转地批评王勃的创作有“矫枉过正”之处，并严厉批评“后进之士”不善学习，不知节制，一味奔放，甚至流于纵诞怪异。

《王勃集序》对于我们了解高宗时期的文坛状况，了解初唐四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审美趣味，是颇为有用的资料。

 

 

 

修竹篇序

 

 

陈子昂（６６１—７０２，一说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少时任侠，后折节从学，以进士对策高第为麟台正字，官至右拾遗。曾两度随军出塞，往张掖、幽州等地。有大略，屡上书议政，切中时弊，但均未得到武周集团重视，甚至因犯颜直谏，一度下狱。因屡受挫折，乃以父老归养。父死哀恸，又受县令段简迫害，遂含冤而卒。据中唐人沈亚之云，其死实与武三思迫害有关。其诗文创作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诗歌尤甚。杜甫称其“有才继骚雅”（《陈拾遗故宅》），韩愈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在理论批评方面，要求彻底改变六朝风气而力追汉魏，实具有文学改革的意义。原有集十卷，系友人卢藏用所编，久佚。今存《陈伯玉文集》系后人所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新唐书》卷一百七有传。

 

东方公足下1：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2，骨气端翔3，音情顿挫4，光英朗练5，有金石声6。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7。不图正始之音8，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9。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10。”仆亦以为知言也11。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12，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陈子昂的诗文创作，尤其是古体诗《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以其充实的内容、深沉的感慨、质朴有力的语言风格，被认为是“一扫六代之纤弱”（刘克庄《后村诗话》），首开一代新风的代表性作品。他的这篇《修竹篇序》，也被认为是反映唐代新的诗歌理论批评风气的重要文章。

《修竹篇序》所值得注意的，是突出地强调风骨与兴寄；认为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间诗风日益颓靡，从而鲜明地举起学习汉魏的旗帜。

所谓风骨，是就作品的整体风貌而言。刘勰《文心雕龙》曾专设《风骨》篇，要求各种文章（包括诗歌）首先要有语言精健端直、内容表达鲜明动人的优良文风。其《明诗》篇说建安诗歌具有慷慨任气、表现明朗、不求纤密细巧的特点，那也就是风骨之美。钟嵘《诗品》称道“风力”、“风气”，也就是风骨的意思。陈子昂《修竹篇序》所说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即作品给读者挺拔飞动、明朗精健之感，通过铿锵的音调传达出感情的力度，可说是对“风骨”的一种形容，实与刘、钟之意相通。但是，他与刘、钟又有所不同： 刘、钟不仅要求风骨，还很重视藻采，认为二者恰当地结合才合乎理想；陈子昂却不提藻采。还有，陈子昂特别推崇汉魏，而对南朝诗风十分不满。这与南朝以至初唐一般论者推重晋宋诗人陆机、潘岳、谢灵运等的态度有所不同。《修竹篇序》明白地表达了将诗史分为汉魏（包括建安）以上和汉魏以下两截的观点。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评价。

所谓兴寄，主要是对作品内容方面要求，即要求作品中寄寓充实的情志、深沉的感慨。兴为诗之六义之一。照汉儒的解释，兴是“托事于物”（《周礼·太师》郑玄注引郑众语），即在具体物象的描写、叙述中寄托人事和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含意。后来的作者，在接受汉儒此种解释时又加上了自己的体会，即认为兴是“有感之辞”（挚虞《文章流别论》），认为“起情故兴体以立”（《文心雕龙·比兴》）。陈子昂所说兴寄，也就是要求诗中寄寓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感慨。他批评齐梁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具有这样的含意： 即要求诗歌不仅仅是描绘物象而已，而首先应表现深沉、丰富的人生感慨。这样的感慨在诗中可以是由感物而引起，甚或借物象为象征，采取“托事于物”的手法，也可以是直抒胸臆。陈子昂怀抱大志，关注现实，而屡经挫折，他是一位具有丰富人生体验的政治家兼诗人。在他看来，如齐梁诗那样，虽然写得漂亮，工于体物，但缺少源自生活深处的体会、感慨和情感力量，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风骨与兴寄，前者是对艺术风貌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内容方面的要求。二者密切相关，而兴寄是先决的、根本的因素。有深刻的感慨、沉郁的情思，发为文辞，当然易于慷慨多气、挺拔健举而具备风骨了。

 

 

河岳英灵集

 

 

 

殷璠（生卒年不详），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人。为润州文学。曾编次同郡人储光羲、包融、丁仙芝等人诗为《丹阳集》（今不传）。又编选《河岳英灵集》，为唐人选唐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种。

 

叙曰：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1，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辄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2。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3，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致4，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5，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6，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7，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8，都无兴象9，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

自萧氏以还10，尤增矫饰。武德初11，微波尚在。贞观末12，标格渐高。景云中13，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14，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15，称阐今日16。

璠不揆17，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18，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19。论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20。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21，终无取焉。

 

论曰： 昔伶伦造律22，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预于词场23，不可不知音律焉。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24。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25，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26，雅调仍在，况其他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去之更远27。璠今所集，颇异诸家： 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28，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29。

 

常建30

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31，左思终于记室32，鲍昭卒于参军33。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诗似初发通庄34，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35，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36，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37，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

李白

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王维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愜，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38，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39，“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40，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41，讵肯惭于古人也？

刘眘虚42

眘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律婉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43。至如“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44，又“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45，又“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46，又“驻马渡江处，望乡待归舟”，又“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开门向溪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晖照衣裳”47，并方外之言也48。惜其不永，天碎国宝。

陶翰49

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50。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51。

高适52

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53，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54，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最深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55，吟讽不厌矣。

崔颢56

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至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57，又“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58，可与鲍照、江淹并驱也。

孟浩然59

余尝谓祢衡不遇60，赵壹无禄61，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62，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浩然诗，文彩茸63，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64，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又“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65，亦为高唱。《建德江宿》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王昌龄

元嘉以还66，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至如“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庆云从东来，泱漭抱日流”67，又“云起太华山，云山互明灭。东峰始含景，了了见松雪”68，又“楮柟无冬春，柯叶连峰稠。阴壁下苍黑，烟含清江楼”，“叠沙积为冈，崩剥雨露幽。石脉尽横亘，潜潭何时流”69，又“京门望西岳，百里见郊树。飞雨祠上来，霭然关中暮”70，又“奸雄乃得志，遂使群心摇。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71，又“百泉势相荡，巨石皆却立”，“昏为蛟龙怒，清见云雨入”72，又“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73，又“芦荻寒苍江，石头岸边饮”74，又“长亭酒未酣，千里风动地。天仗森森练雪拟，身骑铁骢白鹰臂”75，斯并惊耳骇目。今略举其数十句，则中兴高作可知矣。余尝睹王公《长平伏冤文》《吊枳道赋》，仁有余也。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使知音叹惜。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中很重要的一种，所选均为盛唐诗人作品。其序、论和品评也体现了盛唐时期人们的诗歌审美观念。

其论自述其选录标准，有云“言气骨则建安为俦”。气骨即风骨，指诗歌情感表现得鲜明爽朗，劲健有力。殷璠认为建安诗是具有风骨的典范。在对诗人的品评中，殷璠也屡屡提出风骨，如评高适、薛据、崔颢、陶翰等人时指出他们的诗“有气骨”、“骨鲠有气魄”、“风骨凛然”、“复备风骨”，表示赞赏。所选的诗确有不少都是慷慨有力、情感强烈之作。有风骨的作品大多直抒胸臆，诗人不暇雕琢，故语言多较质朴。殷璠评高适诗说“多胸臆语”，就含有这样的意思。

推崇风骨，自觉地学习建安诗，在盛唐诗人中是普遍现象。殷璠说高适诗因为“有气骨”，所以“朝野通赏其文”。从中便可窥见当时人对“风骨”的普遍爱好。

《河岳英灵集》选诗的另一重要标准是“兴象”。所谓兴象，是说在陈述描绘事物（主要是自然风景）时也表现出诗人的感受、兴致。殷璠在序中批评南朝一些人的诗“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在评陶翰时说“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时说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二句“无论兴象，兼复故实”。他没有对“兴象”一语加以说明，但从评孟诗时所说，可知“兴象”是就诗人面对自然风景时的感受、兴致说的。此外评常建、刘眘虚时都强调“兴”，那也都是指对于山水风景的一种审美感受。

初唐元兢已明确提出诗不仅要写“物色”，更要表达“情绪”。与殷璠大体同时的王昌龄，更明确地强调“物色”与“意兴”并重。殷璠以“兴象”作为选录标准之一，正是盛唐时代人们在创作、鉴赏和理论方面都已注重情景交融的反映。

风骨与兴象二者，殷璠更重视风骨。除此之外，从品评中可以看出，殷璠对于立意构思的新颖、语言的独创也很欣赏。关于声律，他反对过分的讲究，认为优秀的古体诗作不讲四声八病，也仍不妨其为“逸驾”、“雅调”。盛唐正是律体诗（殷璠所谓“新声”）定型成熟的时代，殷璠看到了这一点，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始备，因此他所选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他对新体是肯定的，但他所更为重视的还是古体诗，集中所选古体数量远过于新体，品评时摘引称赏的，也绝大多数是古体。

 

 

诗式

 

 

皎然（生卒年不详），俗姓谢，字清昼，简称昼。自称谢灵运后裔。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常居于吴兴杼山，与处士陆羽、张志和、僧灵澈友善，与湖州地方长官颜真卿及著名诗人韦应物、皇甫曾、秦系等均有交往酬唱。当时甚有诗名，贞元中朝廷曾敕命写其文集藏入秘阁。有《杼山集》等。诗论著作《诗式》著于贞元初年，今存；又有《诗议》，佚文见《文镜秘府论·南卷》所引。其诗论内容广泛。论诗人构思取境，论诗之审美标准及体格，论历代诗歌发展，尤为人所瞩目。在唐人诗法著作中，《诗式》是相当重要的一种。

 

序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1，六经之精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渊奥2、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3，放意须险4，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5，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

夫诗人造极之旨，必在神诣6，得之者妙无二门7，失之者邈若千里，岂名言之所知乎8？故工之愈精，鉴之愈寡9，此古人所以长太息也。……

明势10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11，萦迴盘礴12，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

明作用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13。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

明四声

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14，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

诗有四不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15。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16。

诗有二要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诗有二废

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

诗有四离

虽有道情而离深僻17，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

诗有六迷

以虚诞而为高古18，以缓慢而为淡泞19，以错用意而为独善，以诡怪而为新奇，以烂熟而为稳约20，以气劣弱而为容易21。

诗有六至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22，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23。

诗有五格24

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25，（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26，（比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可知也。）

用事

评曰： 时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 取象曰比27，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28。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29。《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30，鲍照以直比朱弦、以清比冰壶31。时人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机诗“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32，此规谏之中，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诗“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33，此叙志之中，是比非用事也34。详味可知。

取境35

评曰： 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36？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37？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38，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重意诗例

评曰：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39。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40。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41。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42，故伯牙所以叹息也43。畴昔国朝协律郎元兢与越僧元鉴集秀句44，二子天机素少，选又不精，多采浮浅之言以诱蒙俗，特与瞽夫偷语之便45，何异借贼兵而资盗粮46？无益于诗教矣。

对句不对句

……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47。又诗家对语，二句相须，如鸟有翅，若惟擅工一句，虽奇且丽，何异乎鸳鸯五色、只翼而飞者哉48？

三不同49： 语、意、势

评曰： 不同可知矣，此则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何汉定律令50，厥罪不书？应为酂侯务在匡佐51，不暇及诗，致使弱手芜才公行劫掠。若许贫道片言可折52，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53，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54。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偷语诗例如陈后主诗云：“日月光天德”55，取傅长虞“日月光太清”56。上三字语同，下二字义同。

偷意诗例如沈佺期“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57，取柳恽“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58。

偷势诗例如王昌龄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59，取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60。

辩体有一十九字

评曰： 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才性等字亦然61。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62，如车之有毂，众美归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如《易》之有彖辞焉63。……

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操不改曰节。志立性不改曰志。气风情耿介曰气。情缘境不尽曰情64。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调凄切曰怨。意立言盘泊曰意65。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66

评曰： 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67，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是汉之文体68。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69。以此而论，为汉明矣。

王仲宣《七哀》

评曰： 仲宣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此中事在耳目，故伤见乎辞。及至“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察思则已极，览辞则不伤，一篇之功，并在于此，使今古作者味之无厌。末句因“南登霸陵岸”“悟彼《下泉》人”70，盖以逝者不返，吾将何亲，故有“伤心肝”之叹。沈约云：“不傍经史，直举胸臆”71，吾许其知诗者也。如此之流，皆名为上上逸品者矣72。

邺中集73

评曰： 邺中七子74，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75，王得其中76。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

文章宗旨

评曰：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77，心地更精78。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79，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80，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81，斯言颇近矣。故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之作，其椎轮乎82？

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83

评曰： 客有问予谢公此二句优劣奚若，余因引梁征远将军记室钟嵘评为“隐秀”之语84。且钟生既非诗人，安可辄议？徒欲聋瞽后来耳目。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85。风力虽齐，取兴各别86。古今诗中，或一句见意，或多句显情。王昌龄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谓一句见意为上87。事殊不尔。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因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也88。意有盘礴者，谓一篇之中，虽词归一旨而兴乃多端，用识与才，蹂践理窟89，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90，恐有遗璞。其有二义： 一情，一事。事者如刘越石诗曰“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用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也91。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92？《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93

团扇二篇94

评曰： 江则假象见意，班则貌题直书。至如“出入君怀袖，摇动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旨婉词正，有洁妇之节。但此两对，亦足以掩映江生95。诗曰：“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96。”兴生于中，无有古事97。假使佳人玩之在手，乘鸾之意，飘然莫偕，虽荡如夏姬，自忘情改节98。吾许江生情远词丽，方之班女，亦未可减价。

律诗

评曰： 楼烦射雕99，百发百中，如诗人正律破题之作，亦以取中为高手。洎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佺期，盖律诗之龟鉴也100。但在矢不虚发、情多、兴远、语丽为上，不问用事格之高下101。宋诗曰：“象溟看落景，烧劫辨沉灰102。”沈诗曰：“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103。”凡此之流，尽是诗家射雕之手104。假使曹、刘降格来作律诗，二子并驱，未知孰胜。

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

评曰： 卢黄门《序》，……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乎！”予因请论之曰： ……年代既遥，作者无限。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105；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三傅106，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107，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可得耶？又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此《序》或未湮沦千载之下，当有识者，得无抚掌乎108？

齐梁诗109

评曰： 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110。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诗人不用此论111。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112，柳文畅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113，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 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114，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逐飘风”115，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116，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117。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寖118，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连营鼓角动，忽似战桑干”，严维《代宗挽歌》“波从少海息，云自大风开”，刘长卿《山鹆歌》“青云杳杳无力飞，白露苍苍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马撼金珂，纷纷侍从多。身居骠骑幕，家近滹沱河”，张继《咏镜》“汉月经时掩，胡尘与岁深”，朱放诗“爱彼云外人，来取涧底泉”，已上诸公，方于南朝张正见119、何胥120、徐摛、王筠，吾无间然也121。

复古通变体

评曰：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122。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死鼠为玉璞，岂知周客而笑哉123？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释氏顿教，学者有沉性之失124。殊不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125。夫变若造微126，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今代作者不能尽举。……后辈若乏天机127，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128，必有伤手之患。宜其戒之哉！

 

 

 

皎然《诗式》凡五卷，是现存唐人文论中分量最多的一部著作。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唐人诗话”条云：“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对其诗论评价颇高。

《诗式》论诗人的想像、思维，与王昌龄所说多同。王氏强调“境”，《诗式》也言“取境”，都主张诗人头脑中必须清晰地映现客观外物。《诗式》强调苦思，也与王氏一致。论灵感云“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将平日的苦思与精神健旺时的佳句纵横二者直接相联系，则比王昌龄说得更明确些。至于王昌龄未曾说到的，一是批判了“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说法，要求“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而成篇之后则“有似等闲、不思而得”，不露用力痕迹；二是将构思取境与作品风貌联系起来：“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认为诗作的总体风貌归根到底取决于诗人的艺术思维。而这种思维的“高”、“逸”等，是指笼罩全境的一种韵味，并不是说非得直接写高人逸士之类不可。《诗式》说：“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这样的阐说可谓与后来的意境说有相通之处。

《诗式》论诗，主张诗中各种对立的因素应该均衡，不可偏于一端。上文说既要苦思，又要自然不露痕迹，便是一例。其他如要求既有充足的气力，又要蕴藉不怒张；既注重内容的丰满，又须注意语言的锤炼，表现得明朗；既显示出才气，又不可粗疏；既要率直不务小巧，又须认真构思；既要能让读者“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又不可不求文辞的典丽；既要新奇，又不可怪僻；既要讲声律，又不受其束缚；既重视对偶，又要合乎自然；既称赏不倚傍前人，以“不用事”为最上，又并不废弃用事，等等。此类言论，在《诗式》中可以见到不少。皎然《诗议》也言及这些方面，并且说正确地处理这些相对的因素，“属于至解，其犹空门证性有中道乎”；“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中道”是佛家的重要概念，它要求超越对立，不堕一边，具有辩证的因素。皎然以“中道”喻诗，表明他这方面的论述具有自觉性而不是偶然的。要求在诗歌创作中照顾到对立的两端，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审美观念，即要求适度，要求诗人有分寸感。这种分寸感来自大量的实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故皎然说“可以神会，不可言得”。

皎然论历代诗歌，认为总的趋势是由“未有作用”到“始见作用之功”，再到“尚于作用”，由“天真”到人工。在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从质朴到造作、浮靡的不良倾向。不过皎然虽然说魏晋南朝“渐浮侈矣”，“尤尚绮靡”，“更憔悴矣”（《诗议》），但他认为其中的杰出作者却能拔出流俗，超越时代风气。因此他对历代著名诗人都有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对唐代不少复古论者竭力贬斥的齐梁诗，皎然肯定颇多。复古论者往往推重古诗而轻贬律诗，皎然则既说律诗“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诗议》），却又对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评价甚高。总之皎然在复古与新变之间，是更倾向于新变的。正因为此，《诗式》对陈子昂评价不很高，认为他复多变少。之所以更倾向新变，与皎然强烈地欣赏独创、厌恶陈词滥调有很大关系。

从《诗式》对历代作者的评价中，可看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审美情趣。比如从对王粲、谢灵运的评论中，可知皎然对于不事文辞雕琢而情思深沉含蓄、耐人咀嚼的作品，十分欣赏。从对大历诗人的贬责中，可知他不满于仅是吟风弄月、单调狭窄、才力短小、气势柔弱的作品。不过他又说大历末年诗风有所转变，举出一些骨力较为劲健、境界较为阔大的诗句为例。对大历诗人的抨击，当有补偏救弊的意向。若结合中唐后期诗坛状况来看，还可说其评论是诗风将变的一个信号。

《诗式》以《十万卷楼丛书》本所收五卷木较全，李壮鹰《诗式校注》即据以为底本。本书所录文字依李氏所校，而各段次序有所调整，取便阅读。

 

 

 

与元九书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宪宗元和初，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屡进直言，并进行讽谕诗写作，反映民生疾苦。元和十年（815），因上疏言武元衡被刺事，得罪执政，贬江州司马。后曾为忠州刺史、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晚年多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子少傅等。有《白氏长庆集》。白居易是唐代大诗人，声名远播，被称为广大教化主（见张为《诗人主客图》），也是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对自己所作的讽谕诗极为重视。但实际上他创作了大量一般的抒情状物、流连光景的杂律诗与感伤诗，内心深处对那些作品也是十分喜爱的。《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有传。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1，凡枉赠答诗仅百篇2。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3，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4，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5，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6，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洩7，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8。天之文，三光首之9；地之文，五材首之10；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11，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12；缘其声，纬之以五音13。音有韵，义有类14。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15，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16，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17，揭此以为大柄18，决此以为大窦也19。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20，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21，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22。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23，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导人情： 乃至于谄成之风动24，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25。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26，止于伤别；泽畔之吟27，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28，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29；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30。虽义类不具31，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32，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33；“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34；“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35；“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36。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37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38，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39。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40，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41，“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42，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43，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44，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45，宰府有正人46，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47，身是谏官48，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49，副忧勤50；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 凡闻仆《贺雨》诗51，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52，众面脉脉53，尽不悦矣。闻《秦中吟》54，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55，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56，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57。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58，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59，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60，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 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61，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62，张空拳于战文之场63。十年之间，三登科第64，名入众耳，迹升清贯65，出交贤俊，入侍冕旒66。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 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67。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68，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 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69”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迍剥至死70。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71，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72。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73，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74，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75、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76”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77，勃然突然，陈力以出78；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79，寂兮寥兮80，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81，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82。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83，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84，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85，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86，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87，李二十新歌行88，卢、杨二秘书律诗89，窦七、元八绝句90，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91，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92，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

又仆尝语足下： 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93，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元和十年（815）冬被贬江州司马初到任时写给志同道合的诗友元稹的信。信中比较全面地谈了自己写作讽谕诗的经过和想法，可说是白氏讽谕诗理论的重要文献。

信中说写作讽喻诗主要是在宪宗元和初年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诸种社会矛盾仍颇尖锐，棘手的问题很多。宪宗初即位，有励精图治的迹象，对于大臣、谏官（包括白居易）的进谏也能够听纳。这种情况无疑激励了白居易以诗进谏的愿望。可惜腐朽势力强大，宪宗的向上作为也很有限。因此《与元九书》说：“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元和五年，元稹因得罪权贵、宦官被贬。白居易也于元和十年因言事贬江州司马。他写作讽喻诗的热情受到重大打击，因此《与元九书》中颇流露出悲愤的情绪。

《与元九书》标举《诗经》传统，主张“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洩导人情”，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理想，是发挥诗歌美刺教化的作用，使得君臣之间、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的和谐无间的局面，从而使天下大治。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出，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须发挥诗歌以情感人的作用：“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他甚至说，“上自圣贤，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都有情感，因此都能为情所动。而为了达到“情交而感”的目的，又须十分注重诗歌的文辞之美，通过文辞以传达其事义，通过事义以见其情。对此他概括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说：“音有韵，义有类。”声音属于语言形式方面，义类属于内容方面。“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声音和谐，语言流畅，其诗便易被听众（读者）接受；举出具体事例，让人举一反三，诗人的情志便表露明白，便易于与读者交流。这样的理论有其合理方面，但以为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情一”、“情交”，无疑只是主观设想而已。

《与元九书》从讽谕的立场出发，对历代诗歌、诗人加以评论，其言或有过激，立论不免狭隘。不过这只是在特定场合所发的议论，并不能包括白居易的全部诗歌思想。事实上白居易对于诗歌“释恨佐欢”、娱悦心目的作用是很欣赏、很喜爱的，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等的诗歌都评价很高。《与元九书》表示自己看重讽喻诗、闲适诗，感伤、杂律二类则不足道，甚至可以不必收入集内，那也只是一时兴到之豪语。其实就在这封信中，他说到自己的《长恨歌》（属感伤类）等不胫而走、为人所爱诵的情况，又说到赋“新艳小律”（属杂律类）飘然欲仙的情况，其愉悦、得意之状岂不都溢于言外！事实上，白居易一生所作大量诗篇，讽谕诗毕竟只是小部分，大量的还是那些“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的“一咏一吟”之作。必须全面考察，方能见其理论主张之全豹。

 

 

 

 

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自号知非子，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东）人。懿宗咸通十年（869）进士及第。初为宣歙观察使王凝幕僚。僖宗广明元年（880），入朝为礼部员外郎。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僖宗出奔，随从不及，乃归乡居王官谷。僖宗自蜀还，召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僖宗被劫再度离京，从此退隐不仕。昭宗曾数度诏征，皆不赴。朱温篡唐，弑哀帝，乃绝食而死。司空图论诗，最突出的是鲜明地提出诗应具有“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要求诗歌给人悠长的审美享受，这在“意境”说的形成历史上颇为重要。有《司空表圣文集》《司空表圣诗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有传。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1。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2，凡足资于适口者3，若醯4，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5，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

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6、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7，以格自奇8，前辈编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愚幼常自负，既久而逾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著雨销”9；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10；（原注： 上句云：“隔谷见鸡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11。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12；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13。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14；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15；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16。得于塞下，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17。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18；又“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高”19。得于道宫，则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20。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21。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像，苔龛响木鱼”22；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23。得于郊园，则有“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24。（原注： 上句“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25。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26。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27。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又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28；又“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29；又“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30；又“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31。（原注： 上句“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又“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32。（原注： 上句“甲子今重数，生涯只自怜”。）皆不拘于一概也。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

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司空图的诗歌思想在意境说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他反复强调诗应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而悠长的意趣、韵味正是意境说的重要特征。

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是有意的含蓄吞吐、欲言又止，而是指所描绘、叙写的景象能让人反复品味。其“致”、其“旨”不是指质实的、可以明白说出的某种意思，而是一种空灵、难以言传的趣味。它首先要求作者写出一种客观的情景（或云“境界”），还要求写得生动真切，如在目前。《与李生论诗书》中司空图所举出的自己的二十余联诗句，其大部分是写外界景物；少数写人的形象，（如“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或写诗人生活中某一场合、某一境遇。（如“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而这种场合、境界虽是诗人自身的，却也被客观化了，成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一个生动场景。即使是纯写心情的，如“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也是让读者将此种心情作为“直观之对象”（王国维《人间词话》），当作人生的一种形相、一种境况去体会和欣赏。总之，司空图举出的这些诗句，其佳处即在于善于描摹。清人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云：“盖诗文所以足贵者，贵其善写情状。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情状不同，移步换形，中有真意。文人笔端有口，能就现前真景抒写成篇，即是绝妙好词。”又说：“其妙处皆自现前实境得来。”许氏以“善写情状”、“现前实境”概括诗之妙，对于我们理解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颇有启发。

我国诗歌理论，本强调言志缘情，即从抒写内心、从主观方面论诗的功用、本质。而由于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诗论中逐渐出现了侧重从表现客观对象方面加以议论的内容。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借用佛家语“境”来谈诗，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求所写的“境”能有一种难以直说而耐人品味的意趣，如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说的“境生于象外”。而司空图正是在这一方面特别强调，作了明确的概括，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

 

 

与极浦书

 

戴容州云： 1“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2，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愚近有《虞乡县楼》及《柏梯》二篇3，诚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声，轩车驻晚程”，即虞乡入境可见也。又“南楼山色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复生，亦当以著题见许。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试为我一过县城，少留寺阁，足知其不怍也4。岂徒雪月之间哉？伫归山后，“看花满眼泪”5、“回首汉公卿”、“人意共春风”（原注： 上二句杨庶子）6、“哀多如更闻”7，下至于“塞广雪无穷”之句8，可得而评也。郑杂事不罪章指9，亦望呈达。知非子狂笔。

 

 

 

 

 

本文引戴叔伦语，说诗人写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这与《与李生论诗书》所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相通。写景语须自然鲜明，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不隔”，“语语如在目前”，这便是“近”；但又只能写出最有特色、最传神、最能体现诗人审美感受的东西，不能也不应面面俱到，琐细刻画，这便是“远”，便是“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正因如此，才让读者咀嚼回味，凭据其自身的审美经验而展开想像，感受到无穷的意味。所谓“不浮”就是不浮泛轻飘，而是能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而“不尽”，当然是说令人回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思，也就是如此。

这又与诗人所运用的工具、媒介有关。诗是语言的艺术，不像画家运用线条、色彩那样，创造出直接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所创造的形象，比起画家所创造的，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蒙眬性，因而给人“远”、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但语言形象却又最能激发读者的想像，引起回味，令人感到兴味无穷。当然诗人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此刘禹锡才说诗是“文章之蕴”，精微而难能（见《董氏武陵集纪》），司空图才说“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岂容易可谈哉”。

在《与极浦书》中，司空图说到自己的《虞乡县楼》和《柏梯》二诗，虽不是最得意之作，但能写出特定对象的独有的状况。他说“浦公试为我一过县城，少留寺阁，足知其不怍也”，那便包含着所作诗形象鲜明生动之意。《与李生论诗书》中举出的“松日明金像”一联，便是《柏梯》中的句子。可知司空图确是将善于描摹外物作为自己的用力之所在的。善写情状，亦即善于写境，正是后世意境说的具有根本性的要求。

 

 

 

与王驾评诗书

 

 

……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1，杰出于江宁2，宏肆于李、杜，极矣3！右丞、苏州4，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贯达5。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6，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德仁辈7，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

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8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在此书中，司空图对唐代诗人加以评论。可以看出，他称赞的诗人颇多，表明其审美趣味是广泛多样的。不过也可以看出，他对王维、韦应物诗尤为欣赏。司空图说王、韦诗“趣味澄夐”，即韵味清远。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他也特别提到王、韦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而不妨于“遒举”，意谓其诗风貌清和淡泊，语言精工，表现出高雅的品格，而又有力。王、韦诗长于描绘山水清景，抒发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与司空图在长期隐逸生活中养成的审美趣味十分合拍，而且此类写景之作，写得好的话，便容易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具有意境美，故特为其所欣赏。《与王驾评诗书》在称赞王、韦之后，说“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大历十才子等作者，长于以五律写景抒情，诗风清雅，故也获得司空图的赞赏。中唐时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便集中反映了大历诗人的创作风貌。高氏评钱起云：“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钱起）为雄。”认为钱起继承了王维诗风，雄视大历诗坛。姚合编《极玄集》也是选录大历诗人之作，而以王维、祖咏冠于其首，同样表明在人们心目中，大历作者乃是渊源于王维。司空图推尊王维，又推重大历诗人，其审美趣味和对诗歌流派发展的看法，与高仲武、姚合是一致的。

元、白在中唐后期、晚唐时期极负盛名，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氏为广大教化主。司空图却独加贬抑。这是因为元、白诗的内容和写法、语言都有俗的一面。元、白喜铺陈，表述周详，显得直白而繁缛，与司空图所喜爱的格调清雅、韵味深长之美相去甚远。司空图说元、白诗“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元、白诗数量多，篇幅也往往很长，还互相以此比竞，确是“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显示出才力之富盛。但司空图认为其气格终究卑弱低俗，其才力富盛恰恰造成了臃肿而不能健举之弊。

《与王驾评诗书》称赞王驾“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其语也值得注意。作家构思时头脑中往往出现物象。陆机《文赋》已说过“物昭晣而互进”的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更概括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其“物”都主要是指自然景物等可视可闻的外界事物。唐代王昌龄、皎然论构思，都强调“取境”，强调诗人须在脑海中清晰地映现出一个客观境界。这就是说，作诗就是要写“境”。司空图说“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表明作诗即写境的观念，在当时已颇为普遍。从作诗抒发主观世界的言志、缘情之说，到形成作诗即描摹客观外境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司空图的一些说法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题柳柳州集后

 

 

金之精粗，考其声1，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2，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3，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4。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5。

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6。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7，亦为遒逸，非无意于渊密，盖或未遑耳。

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8，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抗精极思9，则固非璅璅者轻可拟议其优劣10。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沈郁，亦其文笔也11。岂相伤哉？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未能自办，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12，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13。

 

 

 

司空图此文大意，是谈论文与诗二者的关系。他说凡高明的作者，以文著称、擅长于文者，亦往往能诗，且其诗能体现其长处，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风貌；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文与诗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只要作者高明，则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都有可观之处。

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诗文分途的特点。比如古文家在诗歌方面的观点，包括对于诗歌功用的看法，便与其在古文方面的观点颇不一样。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明确地说“文（此处文包举诗与古文在内）有二道”，即“著述者流”与“比兴者流”。“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又说二者“乖离不合”，故作者“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当然，他也说有兼擅者，但唐代仅陈子昂而已。柳氏此种诗文难兼的看法，在唐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司空图则对此种较普遍的看法提出异议。有趣的是，他恰是在读了柳宗元的诗以后深为欣赏的情况下写这篇短文的。他认为柳氏与韩愈一样，虽以文著称，但诗也写得很好。他生怕其诗为其文名所掩，故作此文以揄扬之。

文中说到韩愈诗时，以“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等语加以描绘，颇为准确地说出了韩诗以文为诗的宏大气势和趋奇走怪的特征，可谓善于形容。这样的风貌，和《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中所称赞的王、韦之清远精致大不相同。这说明司空图虽以标举“味外之旨”、“象外之象”而著称，但其审美趣味还是多样的，眼光还是宏通的。

 

 

 

诗品

 

 

 

雄浑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1。返虚入浑2，积健为雄3。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4。超以象外，得其环中5。持之非强，来之无穷6。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7。俱道适往，著手成春8。如逢花开，如瞻岁新9。真与不夺，强得易贫10。幽人空山，过雨采11。薄言情悟，悠悠天钧12。

含蓄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13。是有真宰，与之沉浮14。如渌满酒，花时返秋15。悠悠空尘，忽忽海沤16。浅深聚散，万取一收17。

形容

绝伫灵素，少回清真18。如觅水影，如写阳春19。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20。俱似大道，妙契同尘21。离形得似，庶几斯人22。

 

 

 

《二十四诗品》对诗歌丰富多彩的风貌、品格加以描摹形容，不妨视之为二十四首咏物诗。只是所咏对象并非具体的“物”，而是诗之品格。此种写法，其实古已有之。时代较早者，如陆机《文赋》，便是以“文”为对象的体物之作。《二十四诗品》的见解颇有精到之处，当是诗歌创作高度发展之后的产物；而其本身亦写得美丽而耐人寻味。故数百年来多为人所称引，获得读者的喜爱。在诗歌批评史上，自当有其一定的地位。

但《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谁，至今尚未能确定。据学者研究，它首见于明初刊行的诗法著作《虞侍书诗法》和《诗家一指》中。虞侍书乃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但《虞侍书诗法》是否托名，难以确定。至于《诗家一指》，在明代流传颇广，曾被收录于多种诗法著作丛编中，都未署作者名。因此，在明代虽然《二十四诗品》颇有流传，但并未被认为是司空图作。直至明清之际，始有人以为是司空图作，如毛晋《津逮秘书》、吴永《续百川学海》均以司空图之名收入丛书，著名文人王夫之、王士禛均曾摘引。但研究唐诗的专家如胡震亨并未言及，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五第三十一则专论《诗家一指》，亦言及《二十四诗品》，但并不以为是司空图作。数年前有学者提出非司空图所作，一时议论蜂起，迄今未有一致看法。今选录数则以见其一斑，而无所归附，乃姑置于司空图名下。